《星探》杂志原是一本综合性文化刊物，专门介绍演艺界、影视界明星和文坛大腕们的来龙去脉和最新消息，后来这杂志的主编决定充实杂志内容，增设两个栏目，一个是“企业新秀管窥”，一个是“政界新星访谈”。“企业新秀管窥”没有引起争议，而且开设以来为杂志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效益的关键在于“新秀”二字。用主编的话来说，你已经很难再从那些老牌企业家身上榨出油来了，他们已不再是当年那副两眼一抹黑的没头苍蝇闯天下的样子，哪里该花大钱，哪里一个子儿不出他们心中有数得很。一个市级杂志这种有偿服务性质的“管窥”不可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新秀则不同，他们的名声刚起，但脚跟未稳；他们尚欠成熟，但渴望四处亮相。花点钱算什么，何况自己的小照与麦当娜、达斯廷·霍夫曼这等人物同期刊出也是一种时尚。
陶又佳作为《星探》杂志的主力记者，虽然对那些新秀没有太多好感，但为了杂志的利益——也为了个人的利益，她还是努力做出认真的样子出去采访他们。她曾经采访过一个县级汽车改装厂的厂长，他们厂以北京吉普“212”底盘改装的一种叫做“2020N”的汽车远销南方十余个省。当陶又佳要求参观车间时，这位厂长不无自豪地说：“我的车间遍布全县，可以说是个没有厂界的万人工厂。”陶又佳这才知道那些汽车都是由农民组装的，而乡间场院里的一个席棚可能就是一个车间。从前她也采访过一些“没有厂界的炕头工厂”，可那并不是制造汽车，炕头工厂的工人多是乡下有闲的妇女，她们按标准图样制作棒针毛衣、织地毯，手绣补花餐巾、台布什么的，然后上缴外贸出口。这无疑是使用密集型剩余劳动力的绝好办法，而且绣花织毛衣本来就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工艺。但是怎么可以把汽车交给农民去造呢？可他们偏偏真的造出了汽车，这位厂长还真的请陶又佳坐上他们的汽车检阅似的绕县城一圈，虽然汽车发动起来后，声音杂乱而又刺耳。陶又佳坐在汽车里感到后背像安了马达似的突突乱跳。再看那车挡和手掣动好比粗糙的捅火棍一般，接头的焊点疙疙瘩瘩，车子还没跑出五百米保险杠就掉了。陶又佳向厂长说这汽车所有的部件都不配套吧？厂长却说，我这车上还有进口部件呢。他一边说一边拍打车门，说这车门是日本的。陶又佳看看车门，立刻想到这就好比是一个坏了心脏的人却偏要穿上阿迪达斯运动衣、运动鞋去跑马拉松。她想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可怕的事。那些农民，那些也许终生都没坐过汽车的农民，他们对汽车连起码的感觉都没有，怎么可以随便拿来什么零件就装汽车？他们以为造一辆汽车就像打制一把镐头、一张铧犁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从来也没听说过一辆正常汽车的部件与部件咬合所允许的最大缝隙也不能超过头发丝的百分之一。也许，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才格外地没有负担，才敢于说干就干。别说是“2020N”，就是火箭如果需要他们也敢造。好比一个英国电影里的一句对话：“你问他会开飞机吗？他也会说‘行，行’！”可说话人指的是一位油漆匠。但是他们富了——在中国，你制造出了什么肯定就会有人购买什么。制造者最下工夫的往往不是制造本身，而是如何去推销他的制造，而这种推销术他们一般是不会公诸社会的。这位厂长只频频地向陶又佳历数了他们厂年产值多少，年利税多少，工人福利多少，固定资产积累多少……最后他还请陶又佳去他的府上共进午餐。他的府第堆积了这位厂长心目中代表富裕的一切：假山、鱼池、松鹤延年的瓷砖影壁，以及狼狗、保姆、厨师什么的。给陶又佳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客厅迎门那张巨大的椭圆形红木会议桌了，桌上居然插着一圈巴掌大的亚、非、拉、美、欧诸洲诸国的小国旗，颇有些身在本县放眼全球的意思，又似乎有意无意地要给他的客户一种这样的印象：他们的汽车已然打进了桌上那些小旗所代表的国家，他随时都有可能在这张桌上接待来自这些市场的商人。接着就是厂长那位八九岁的儿子的出场，他腰里别着BP机，一手举着手提电话，另一只手举着夏普电子血压计，强行要为他的父亲量血压，他的父亲请求他不要捣乱，他便把一个耳光掴在了厂长父亲的脸上……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这位厂长被《星探》“管窥”了一次，而且他与腰别BP机的儿子相依微笑的照片也同期刊登在《星探》上。这类企业家的是非成败并不以他们自身意志为转移，因此他们就不是一种制度、一项政策成败的关键，也不会成为社会舆论的真正焦点。“政界新星访谈”就不同了，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敏感区域，一个最容易吃不了兜着走的话题。为此，设置这个栏目之初，编辑部好一阵七嘴八舌的议论。有人说咱们的杂志名叫《星探》，星探是什么？原是指专门跟踪、发现可能成为影视界明日之星的人，如果我们把政界人士也比作星也去“探”，是不是不太严肃呢？有人反驳说，这倒没什么不严肃，世界上有哪一个舞台能比得上政治舞台那么风云变幻那么起伏跌宕那么不可捉摸那么悲喜交加那么充满戏剧性那么让你眼花缭乱呢？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不都是各式各样的星么。政治也是表演，而且是一切表演艺术中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