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没过多久，其中一个日军举起武士刀将老人一刀砍成两半。事后，克里曼将他的所见所闻写成长篇通讯，发表在《纽约世界》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惨剧。
在旅顺大屠杀中，除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外，随军记者在这座城市也变成了可怕的杀人恶魔。一个名叫甲秀辅的记者在他寄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于23日在旅顺市街用日本刀斩杀了中国军的败残兵，可是屠杀中国人的不止我一个人，别的随军记者还有很多……”他的这封信后来被刊登在12月7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中。甲秀辅所指的“很多”当然也包括海军随军记者佐伯安，在旅顺被攻陷的第三天，他在街上用刺刀捅死了一名孕妇，并四处抢劫。
由于国外记者的报道，日军在旅顺城的暴行被公之于众，震惊了世界。原为日本舰队袭击清朝运兵船“高升”号而为日本辩护的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旅顺大屠杀发生后不久，便撰文强烈指责日军的暴行：“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度之外……彼等除战胜之初日，从其翌日起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矣。……此时得免戮杀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有六人耳，然此三十有六之华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
旅顺大屠杀一共进行了四天，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嗷嗷待哺的婴孩，旅顺全城被屠杀者约2万余人，只留下了36个活口。之所以留下这36人，不过是为了驱使他们掩埋同胞的尸体。由于尸体太多，除了36个活口之外，日军还从旅顺农村抓来了百来个农民，组成“扛尸队”。日军命他们将尸体集中到张家窑，而后浇油火烧，将骨灰装进四口大棺材里，埋在白玉山下，插上“清军将士阵亡之墓”的木牌子，以欺瞒世众。次年春天，冰雪消融，气温上升，未来得及焚烧的尸体腐烂变质，导致疫病流行，旅顺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