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黑喇嘛本人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说：那实际上是出于黑喇嘛的编造。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也写到了黑喇嘛的结局。作者在从额济纳流域返回塔城时，又路经了黑戈壁。他专程到黑喇嘛的要塞探望，因为他真的为黑喇嘛找了几本古书，要送去。同时在从这里离去时，黑喇嘛请他们在额济纳河的农区为自己买一些粮食，买到的粮食就驮在骆驼背上。
他们敲开了要塞的门，一个以前没见过的蒙古族老人问明了来意，打开门请他们在房间里坐下，并告诉他们：前不久黑喇嘛抢劫了一个前往乌鲁木齐的汉族商队，得到了大笔银子（那应该是伊犁将军府的“饷银”）。他估计自己的钱已经可以赎回在北京作奴仆的弟妹，就遣散了其余的人，带了4个伙伴到北京去了。这个老人是替黑喇嘛看管寨子的，这里的骆驼、绵羊、山羊，都是黑喇嘛留下的。因为他担心自己迟早还得回到黑戈壁，继续做“山大王”。
作者听老人说完，留下粮食，并住了一晚上，就在第二天一早离去了。
这段文字读起来，真如同空谷足音。
在奥勃鲁切夫笔下，黑喇嘛在黑戈壁潜藏了三四年。实际上，从1919年他进入中国西部，到1923年（或1924年）遇刺身亡，正好就是三四年。当然，关于黑喇嘛遇刺的年代，是有不同说法。其实关于黑喇嘛的一切，都有不同说法。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接近结尾部分，又出现了“黑喇嘛”：
《黑戈壁》二(4)
……过了若干时间之后，一次作者在路经吐鲁番时，在天山脚下踏上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荒漠，地面布满乌黑髮亮的细碎的卵石与砾石，只在平坦低洼的荒滩上才见得到稀疏的灌丛。走着走着，他产生了异样的情绪。“类似的地貌，使我们回忆起从巴里坤前往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途中会见黑喇嘛的那个黑戈壁。真难为黑喇嘛，竟给自己选择这样一处黑色的荒漠作为栖身之所。”
写到这里，已经离曲终人散不远了。显然，当时作者只是知道黑喇嘛不在黑戈壁了，黑喇嘛意外离去，留下了许多想像的空间。像当时外界的报导一样，他并不知道，黑喇嘛已经甚身首异处，——或者不相信（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是20年前初次读到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的。这是正面写黑喇嘛其人、黑喇嘛要塞的重要着作。后来，我多次读过这本书。这一次读，认为是纪实之作，如同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再一次读，又认定其中有不少想像成分，不能作为信史。有一段时间，我拿不准该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书中所写的关于黑喇嘛的内容。像奥勃鲁切夫这样檔次的学者，写的又是他的工作范围，不会离开真实太远；可在黑喇嘛丹毕已经成为革命的敌人的苏俄时期，这样同情他、为他洗刷清白，确实有点费解。我见到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奥勃鲁切夫去世前一年（1955年）出版的新一版（第三版），这版对很多内容作了充实，比如首次使用了沙俄驻塔城领事索科夫（ C.B.COKOB ）的真实姓名，这个人在十月革命后成了白俄，在中国境内长期对苏俄持不认同的态度。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给我的印象是：奥勃鲁切夫笔下与黑喇嘛有关的内容是“虚实相间”，实的，主要是黑喇嘛要塞“碉堡山”的情况；虚的，则是有关黑喇嘛的生平。他采用“春秋笔法”的原因是为了使“黑喇嘛”与“丹毕诺颜”保持一个必要的安全距离。但他相当明确地写出了自己对“黑喇嘛”（不是丹毕）的看法：他不是一个坏人，而是“逼上梁山”的豪杰。这样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蒙古国与俄罗斯苏维埃都已经断定他是革命的死敌，而且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至于他写的黑戈壁与黑喇嘛的要塞，经过我自己的对照比较，可以证实是真实可信的。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之所以在1955年出版了新一版。难道是史达林的死使奥勃鲁切夫在晚年想到，可以为黑喇嘛说点什么了？就象赫鲁雪夫在一年后的苏共“20大”上为“肃反”作的那样？
《黑戈壁》三(1)
黑喇嘛似乎是这样一个人：只有当他不存在了，人们才注意到他的存在。
关于黑喇嘛，除了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就属丹麦人哈士纶的探险记《蒙古的人和神》所说最为重要。哈士纶在1927年－1928年间，生活在蒙古族聚居区，从额济纳，到新疆的焉耆。在1927年11月，他曾经亲自考察了“黑喇嘛的城堡”，同时在额济纳与马鬃山向蒙古牧民、过往商旅作过深入的专门调查，特别是他抵达乌鲁木齐后，结识了黑喇嘛的副官－秘书札哈沁贝勒，而且，他本人与当时的外蒙古红色、白色两个阵营都没有丝毫瓜葛。所以，他的记载最有价值。
在奥勃鲁切夫“离去”、哈士纶到来之间，一个美国人来到了黑戈壁。他就是着名的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在1900年出生后不久，就随父母来到了中国。在中国生活了12年。他在英国与瑞士完成了学业，1919年，再次回到中国，担任英国报刊的驻华记者。1925年，他从北京来到归化（呼和浩特）。那时，归化是通往新疆的“草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