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对国家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是约制个人行为的那些社会实体之一。被
法国革命削弱了的父权因此又得到加强：父亲无需司法机关的认可就可把他
的子女监禁六个月；他完全有权控制他们的财产；同样，他也可以支配他妻
子的财产；虽然夫妻财产共有制是习惯法的一部分，但他往往可以随意处理
它。但是，象所有的团体那样，家庭也可能变得十分强大以至于能够对抗国
家，因为它自发产生的自然结合力非常强大，所以情况就更加如此；从家庭
就可能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贵族阶层。由于这个原故，国家把家庭置于自己
的监护之下：父亲遗嘱的权力被重新建立的“特留份”①所限制，继承权被
宣布是一件有关社会秩序的事，因此就由法律加以规定。从这个观点来看，
民法典遭到旧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尖锐批评，因为它确定遗产分散，从
而限制了他们的经济实力。
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民法典除去禁止终身合同和永久雇用，以保护他
们的人身自由之外，别无其他规定。民法典宣布了劳动自由和在法律面前公
民平等，实际上象国民制宪议会所希望的一样，抛弃工资劳动者，使他们置
于经济竞争的一切危险之中，并且把劳动力视为只不过是一种商品。民法典
拒绝接受1793 年出现的关于承认公民有生存权的主张。由于在工资争议中
只承认僱主的供词为可信的，因此民法典甚至歧视工资劳动者，从而背离了
法律上平等的原则。此外，国家还以治安法的名义出面干涉，因为既然穷人
一无所有，他们就会违抗民法典，使僱主提出的惩办不守纪律的诉讼归于无
效。共和十一年芽月22 日（1803 年4 月12 日）法律重申了对工人结社的禁
令②；在12 月1 日一项法令强迫工人携带地方当局颁发的工人手册，不能
出示工人手册的人被禁止雇用。
法国社会的演进产生了资产阶级并使之获得政权，民法典也是法国社会
演进的结果。从法典的细节上看，它的历史标誌就更明显。拿破崙时代的法
学家主要是从多马和波蒂埃①的着作中吸取了法典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两人
都已经开始从事条理化编纂法典的工作，后者专心致力于编纂法国南方保存
的成文罗马法，前者献身于编纂习惯法。法学家们把这项学术遗产与法国革
命的成就结合彙编在一起，并删除某些不妥条例，从而使民法典成为一部折
衷的法典。民法典对地产特别注意，因为地产仍然是当时财富的主要形式，
但它却很少涉及到工业财富、公司组织和信贷，这也是它的历史特点之一。
总之，民法典决不是理论家的创作，不是理论家硬加给社会的、与生活实际
无关的一部抽象法律书，而萨维尼和其它德意志法学家所提出的批评都是完
全没有根据的。这些批评家内心里充满贵族阶级思想感情，而民法典正是否
定这种感情的。
波拿巴关于国民教育的主张是，它应当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政
权的专断性质协调一致。他说，教育必须“普及全国”，并且是“政府首先
要关心的事”。夏普塔尔的教育方案被认为野心太大，于是改由富尔克鲁瓦
主持，起草了共和十年花月11 日（1802 年5 月1 日）的法律，把初级学校
交给公社市政当局管理，就象在旧制度统治下那样。波拿巴和当时大批资产
阶级人物都同以前的伏尔泰抱有同感，他们认为，教育穷人在政治和社会方
面都是件麻烦事。至于为培养教育未来领导人物的传授专门知识的中级学
校，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学校是仿照普利坦内——原来通称为路易大王中学
——建立起来的，这所学校是法国革命唯一保留下来的旧学校；在督政府时
代，该校曾恢復为寄宿学校，新办的“中央学校”就没有。共和八年（1800
年3 月22 日）当时的内政部长吕西安·波拿巴对它进行了改革。每个上诉
法院管辖地区都要有一所国家提供经费的国立中学。同时也规定有由私人开
办、但由政府批准和监督的中级学校；共和七年，政府开始指派这些学校的
教师。政府在国立中学设立了六千四百份奖学金，其中两千四百份授与军官
和政府官员的子弟，其余四千份留给中级学校的优等生。在一定程度上，这
些奖学金迎合了“空论家”的愿望；但在实际上穷人是申请不到奖学金的，
它成为只是对文武官员有利的补助金，成为使小资产阶级依附于大资产阶
级、并把其中最优秀分子吸引过来的诱饵。他们成为公务员或经济部门的领
导者，就不再会有变成动乱的因素的危险了。私立教育机构原则上继续存
在，虽然塞纳郡郡守弗罗肖最少在巴黎有权批准和监督这些学校。天主教的
教士立即从这种宽客中得到了好处，在有关初级教学的问题方面，波拿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