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大会可能也选出的贵族代表，贵族在全部议员中也已占五分之三，可是
另一方面，选举制度却比那不勒斯和威斯特法利亚更为开明，因为在这两国，
选民团的成员都是国王指派的，他们也只能选举国王指定的候选人，而在波
兰则选民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并举行名副其实的选举。
由此可见，拿破崙很能因地制宜。在伦巴第和威斯特法利亚，资产阶级
具有一定程度的巩固的地位仅力，拿破崙就不给贵族特殊的代表权。在意大
利南部，贵族的势力比北部贵族要强大得多，他就采取不同措施；但是，又
由于在波旁王朝统治时，那不勒斯王国的贵族已经在政治上被剥夺了一切权
力地位，所以拿破崙只给他们一个由国王任命的上院。在波兰，比起资产阶
级微不足道的力量来，贵族的权势看来非常强大，以致拿破崙只好让贵族占
支配地位；况且不久以前贵族还统治着波兰，拿破崙只得同意让他们在遵守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同时也使平民间接
地得到好处。因此，拿破崙想把贵族拉到自己一边来的努力，在波兰表现得
比在其他地方更为突出；波兰贵族保持了它的特殊身分，而国家大权也就操
在他们手里。
这种情况对于农民是有害无利的。宪法在维持贵族的政治特权地位时，
也宣告了公民平等和废除了农奴制；1810 年8 月15 日采用了《民法典》。
这样，农民就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并且得到诉讼的权利。但是土地仍然属
于贵族所有，而且1807 年12 月12 日的命令规定，除非农民能够提出契约根
据，否则份地是靠不住的，领主可以随时收回。这项规定使土地耕作者的处
境更为恶化，因为农民世代拥有的或终身拥有的土地，通常只以习惯法为依
据，并没有书面的佃约。一切封建赋税、地租田税、劳役和什一税全部照旧；
甚至额外任意加重的劳役也未受触动。政府也委派了公证人，并且公布了佃
约的标准格式，用以提倡明确规定佃期、租额和劳役条件；但是缔结书面佃
约者寥寥无几。领主既有了撤佃权这个武器，便用来胁迫农民维持现有的沉
重负担，甚至藉此更加重农民的负担；可以肯定，不少只耕种极小块田地的
农民，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权，干脆弃地出走。但是波兰当时没有工业可
以吸收这些自由劳动力，其后果只能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动乱。至于僧侣的
产业则原封不动，在以前普鲁士统治的地区已经世俗化了的产业，则划归大
公国所有。当时代表法国驻在华沙的大使比尼翁在1812 年写道：“农民的处
境根本没有一点改变。”
儘管如此，波兰贵族仍然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深恐拿破崙并非到此为止。
各大家族尤其愤愤不平，因为宪法把全部贵族地主不分大小置于同等地位，
并允许平民进入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的权势的
不能容忍的打击。然而他们现在仍然盘据国家的高官显职，或者安置了他们
的代理人。特别是恰尔托雷斯基家，虽然他们本人都没有出面，在内阁里却
有他们的耳目，如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的妻子卢波米尔斯卡娅就是亚
当·恰尔托雷斯基的表妹，财政大臣马托茨维奇被公认为是亚当·恰尔托雷
斯基的人，而非常敌视法国的元老院秘书涅姆策维奇也继续对亚当·恰尔托
雷斯基忠心耿耿。罗马天主教会对拿破崙的敌意也不可忽视，因为教会对农
民很有影响。宪法规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大大地触怒了教会，儘管宪法承
认它是国教，并且除了离婚改由民政当局办理外，户籍工作仍然交给教会负
责。虽然世俗僧侣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但属于各僧团的僧侣却迥然不同，
特别是在拿破崙同罗马教皇决裂之后；结果不得不把德意志人占多数的贝农
教派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受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圣使的操纵。共济会发展了一
些支会，在1810 年共济总会统计在波兰有十二个支会，这构成了天主教会不
满的一个新的理由。犹太人的问题，同时也就是一个社会问题，给天主教僧
侣提供了反对法国的一个绝好的武器。宪法并没有把犹太人排除在外，因此
犹太教徒得与基督教徒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但这引起了舆论大哗，以致在
1809 年宣布，除了缴付特种税者经大公个别特准以外，所有犹太人的政治权
利一概暂停十年；1808 年禁止了犹太人未经批准而购置地产；1812 年又禁止
了他们租种国有土地和经营酒业：甚至为了限制他们人口增长，仍然要先经
批准才许结婚。应该承认，看来犹太人并不急于想被同化；1812 年，据说是
根据他们的请求，允许他们在付出一笔代役金后，可以不服兵役。
六、欧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