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孤注一掷
一、义和团控制下的京、津
一九〇〇年五月以前，慈禧尚未必有与洋人一决雌雄之心，至多不过是想利用民间声势，使洋人有所畏忌，不再动辄相欺。四月下旬，义和团出现北京城内，五月中旬，公然张贴揭帖。约十天后，芦沟桥一带的铁路、火车、电线被毁，洋人四名被戕，四名受伤。各国公使调兵来京。慈禧有感事态严重，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命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实力保护教堂、教民，斥滋扰的义和团为"拳匪"，"倘敢对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六月三日，又有两道几乎相反的命令，一是要裕禄对拳众谆切劝导，不可操切，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一是要武卫军统帅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剿办，激成事端。五日及六日分派军机大臣赵舒翘赴涿州宣抚，刚毅往保定晓谕，倘各军藉端骚扰，即治以军法。
此一重大转变，原因有三：一为所谓天潢贵胄，师保枢密，如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军机大臣刚毅、启秀、大学士徐桐，皆抱与洋人不共戴天之志，"盈廷惘惘，如醉如痴，……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均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千真万确，……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使慈禧不得不信。略明事理的荣禄、奕勖、王文韶虽知邪术万不能成事，对外不可横挑兵衅，但不敢强作主张，纵有谏阻，慈禧亦不之听。二为武卫军为直隶境内最大武力，右军（袁世凯）已调往山东，左军（宋庆、马玉昆）驻山海关，前军（聂士成）驻天津，卫戍北京的为后军、中军。后军统领董福祥出身甘肃土匪，桀骜不驯，所部几尽为义和团。中军名义上由荣禄兼统，重要将领张俊与董本为同伙。载漪的虎神营，个个是义和团，载澜又作了步军统领衙门的总兵官。慈禧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义和团）打通一气，因此不敢轻言剿办"，确为实事。三为公使团不俟许可，即召军入卫。六月初，洋兵百余人，进入使馆，六百人开入天津租界，海参崴俄军四千向天津出动。公使团要求增兵来京，觐见太后、皇帝，顽固派益振振有词。六月九日，慈禧命董福祥部移扎北京城内，董扬言"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命义和团为先锋，我军为接应"。次日派载漪管理总署，自此都中人人谓拳团可以包打洋人。义和团大队涌入北京，到处设立神坛，高悬"奉旨义和团练"、"义和神拳"或"助清灭洋，替天行道"旗帜，上至王、公、卿、相，下及娼、优、隶、卒，纷纷祈拜，如癫如狂。裕禄礼迎拳团首领，入天津督署，待以上宾，凡持义和团名帖者，无不延见，拳众遇官弁坐轿骑马，喝令下轿下马，脱帽旁立，不从者则挥刀恐吓，怒目相加，武卫军望影走避。
董福祥军入北京后，天津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海军司令应公使团的要求，决再派军二千余人赴援。六月十日，由英国海军提督西摩（E. H. Seymour）率领出发。十一日，董部杀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十二日起，肆行焚烧教堂、教民住宅，以及经售洋货的店铺，火光烛天，通宵达旦，沿途喊杀，哭声震天。十三日，教民被杀者达三百余人，载澜辈亲督纵火，号称繁荣之区的前门外，火势尤猛，越城而入，延及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邻近，财帛精华所聚的北城，亦焚掠一空，十室九逃，北京成了恐怖悲惨世界。天津情形相同，电报局、海关署同遭抢毁，居民扶老携幼，男女满街奔避。洋兵不准进入租界，开枪射击。十三日前后，因荣禄的婉劝，曾发布几次剿捕解散义和团的上谕，慰问各国公使，然无丝毫效力。拳党已控制北京，慈禧纵有心转圜，已不可能。奕劻面告公使团，自认无力平乱。
二、慈禧宣战
西摩率领的联军行抵天津西北十里的杨村，以铁路毁拆，随修随行，勉强抵达京津中途的廊坊，义和团猛勇阻击，不得续进。西摩初以为二千联军足可击溃清方的任何抵抗，至是方知不似他所想之易。慈禧听说洋兵又来，调聂士成军回防天津附近铁路地方，命裕禄拦截续到洋兵，大沽口加紧戒备。西摩被困之日，又有千余俄军到津，裕禄亦向大沽增防。大沽口外泊有外国兵船三十余艘。六月十六日，各国司令限期交出大沽炮台。同日中午，慈禧举行御前会议，到王大臣、六部、九卿一百余人，反对与袒护义和团的两派互相争辩。反对派之一的总署大臣袁昶谓"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慈禧驳以"法术无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遂命另一总署大臣侍郎许景澄等出京劝阻洋兵，荣禄派兵警戒东交民巷，如使馆人员愿去天津，可俟铁路修復以后再定，可见尚无意攻击使馆，只希望洋兵不来。十七日上午八时，联军攻夺大沽炮台。下午三时，召开紧急御前会议，慈禧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四条的最后一条，是勒令她归政，她未便出口。有人谓这四条是出诸捏造，但亦非无因。丁韪良曾向公使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