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早年受知于李鸿章，历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后因张之洞之力，经理汉冶萍公司，督办铁路总公司。一九〇三年后，盛的权力大部为袁世凯所夺。一九〇六年，铁路总公司復为唐绍仪所取代，改置铁路总局，由梁士诒主之，盛大为失意。江、浙争路之时，盛谋再起，力主借款。一九〇八年，清政府与英订立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授盛为邮传部侍郎，以舆论不容，未克到任。载沣监国，亲贵用事，极欲假借款以敛殖私财，并用盛以抗袁世凯系。盛得度支部尚书载泽之助，一九一〇年八月，还邮传部本官（侍郎），兼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准备与四国银行团谈判。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斥盛为苏浙铁路罪魁祸首，不应回任。盛为固宠，益与亲贵结纳。一九一一年一月，继唐绍仪为邮传部尚书，三月，与日本正金银行订立铁路公债借款一千万日元，四月，载泽与四国银行团订立整顿币制、兴办实业、推广铁路借款五千万元。五月五日，给事中石长信疏陈商办铁路弊害，主干路国有，支路民营。八日，奕劻的新内阁成立，盛仍长邮传部，决定执行干路国有政策。九日，上谕宣布，所有各省商办干路由国家收回，"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明知势必引起反对，决心施以高压，既不考虑各方民情久已汹汹，又不知政府的威信丧失殆尽，大动乱随时可以爆发。
干路分东西南北四线，川汉路为西干，粤汉路为南干的一段，实际要收归国有的即此两线，派端方为督办大臣。五月二十日，盛与四国银行团成立湖、广铁路借款，建筑湘鄂境内的粤汉线、川鄂间的川汉线。截至此时，广东所集股本约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粤境粤汉铁路需款的半数；湖南所集约五百万两，相当湘境粤汉铁路需款的五分之一；四川所集约一千六百万两，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需款的六分之一；湖北所集之数尤少，约百万两。如要使粤汉、川汉两路完成，不知待至何年。川、湘为了集股，有米捐、房捐，并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贫农、小户皆所不免，铁路公司职员復侵蚀挪用，而以川路为最，更予政府以口实。铁路国有政策未可厚非，但在当时则不得人民的谅解，一以列强投资铁路为一种侵略行为，二以人民对满清毫无信心，三以绅商的切身利益受到剥夺，四以革命党及请愿失败的立宪派正在俟机而行，于是反对的呼声随之大起。
反对最力的当然是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盛宣怀为众矢之的。立宪派控制的咨议局与铁路公司，开始尚采和平方法，但请收回成命。湖南、四川当局，亦谓商民力能自办，不甘借债，请暂缓接收。诏严行申饬，"如有匪徒煽惑，扰害治安，格杀勿论"。立宪派中的温和派张謇面劝载沣、载泽、盛宣怀勿操之过急，不为采纳，以为兵力可以镇服。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以粤人不用官发纸币，纷兑现金，拟挤倒大清银行，迫使政府让步，载沣命粤督拿办，重言"倘敢纠众作乱，格杀勿论"。旅美广东华侨，亦还以"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留日学生声称"路存亦存，路亡亦亡"。
四川立宪派的领袖蒲殿俊等一向主张川路自办，该省铁路董事会实际亦受他们控制。请愿立宪被拒，他们已十分愤慨，对于铁路国有，更认为是倒行逆施。邮传部所定的收回四省铁路公司股票办法，尤令他们不平。湖北汤化龙请将民股作为路股，许商民以稽查财政权，为盛所拒，只准由国家铁路股票换给。湘鄂路股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发六成。川路独异，实用工料之款四百余万两发给国家股票，现存租股七百余万两或入股、或兴实业听便。川路股东拒不同意，六月组成"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引光绪上谕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 两语为据，痛斥川路公司驻宜昌经理李稷勋擅允邮传部接收。盛及端方声言如将已用之款及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必将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川人既怒且惧。盛与端方轻信川中密报，谓川人情绪已渐收缩，不必多虑。同时湘鄂两省的态度亦趋缓和，广东部分绅商被迫出走，清廷决心以威力对待川人，命新任川督赵尔丰拿办首要。八月奏请将李稷勋撤职，以平众怒，北京不许。
川人忍无可忍，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举行保路大会，议决罢市，罢课、停纳税捐，革命党及哥老会领导各州县响应。赵尔丰连电告急，谓群情疑愤，如不准所请，变生顷刻，全国将受牵动。九月一日，全省实行抗粮抗捐。二日，清廷命端方带兵前往。五日，成都发现"川人自保商权书"，赵亦认为"势必剿办"。七日，诱拘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及保路会会长、股东会会长、铁路公司董事十余人。哥老会合组的"同志军"数万，包围成都，新军将校亦有人加入，于是川人由和平争路，变为武装反抗。诏命将首要正法，加派陆、海军入川，命曾任川督的岑春煊会同端方办理剿抚事宜。经过十余日的攻击焚杀，赵尔丰报称局势略定，意在阻止岑春煊、端方前来，实际上"成都府属各县无地不匪，各州县纷纷告警"，官军屡败，防营譁变。十月初，嘉定府及距成都数十里的灌县等城为同志军占领，不数日，武昌革命随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