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化课在私塾和读经之间（1） 眼下，读经是一种夹杂着反对声的小时髦。伴随着读经的呼吁，各种形式的私塾竞相出现。新私塾虽然也号称读经，但多半是些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家诗》之类，或者干脆就是学点文言文和古诗词，真正读四书五经的非常罕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的私塾虽然不断有孑遗被发现，但每次发现，都会伴随着一次剿灭。我在新华社的内参里，发现过不少这种“发现—剿灭”的痕迹。2002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发现了湖南平江乡村还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后，虽然没有剿灭随之，但这最后的私塾却在学者、官员尤其是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前些日子，当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调查的彭以达老人，介绍一位从上海去到平江办私塾的人来找我。言谈之间，虽然我对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教师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办的私塾，其实已经以教英语和电脑为主了。 过去的私塾都要读经。虽然，有的村塾掺杂着教一点跟经不太沾边的日用杂字，但不读经的私塾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读经当然有程度的差异，“一日三行读大(学)(中)庸”的有，一上手就读《左传》的也有；将“郁郁乎文哉”读成“都都平丈我”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读错别字的三家村学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是都要读经，在读经过程中进行文字训练。读经和文字训练的目的，当然跟科举考试有关，但并不单是为了科考。离我们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况下人口是三亿上下，进过私塾的人上千万，可以算得上读书人的至少有上百万，而科举的金字塔，进士不过每三年取300个左右，每年万分之一的机率；举人稍多一点，各省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大体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录取比例也相当小，三年不满千员；在秀才檔次，各地的学额，清初每年大县40，中县30，小县20(大中小县以人口赋税和文风计算)，再加上府学和额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数民族)等名额，每县平均不到40，以后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当有限。可以说，绝大多数从私塾出来的读书人，根本跨不进科举的门槛。“虽书香世家，能获一衿，已属不易。”柳亚子家是吴江名门，百多年来每代都能出一两个秀才，颇得当地人尊重，其高祖为此刻一印曰：“有福读书”。陈独秀考中秀才，马上说亲者络绎登门，若干年后，他跟北大的同事蒋梦麟谈起此事，还开玩笑，说蒋是策论秀才不值钱(录取名额多)，而他是制艺秀才(有读经功夫的)值钱。所以说，对于私塾这种古代社会的主要教育形式而言，科举只能算是这种教育机率很小的一个出口。如此狭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仅仅局限在这上的话，会使得大多数的人丧失了进私塾学习的热情。事实上，跟我从前所设想的不一样，私塾的功能，其实并不限于培养科举的预备人员，更重要的是为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仪式和精神方面的资源。 我们知道，私塾的日常功课之一，是学习对对子。从一字对、二字对一直对到十几字。原来我以为这种学习是八股文和帖试诗的写作准备，后来才发现，实际上，对对子的功夫，主要施展在农村的百姓日用上。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和各种名目的祭祀活动，甚至一般性的应酬往来，对联在其中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春联、祭联，喜联、輓联，都是“对课”的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东西不仅要对仗压韵，平仄妥帖，而且要对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量身定做”，只有这样，写的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欢喜和塌实。有的地方，元宵灯节时的灯，也有“经”的内容。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就曾提到绍兴有一种“呆灯”，上面画四书故事和相关的灯谜。习字(毛笔字)也是私塾的功课之一，从红描到临帖，其过程跟学习对对子一样艰难。这个过程，一般也是被视作科考的准备。据说，不仅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应童子试就沾便宜，甚至到了殿试场合，名次的高下，也基本上是看字的好坏。不过，即使传说都是确实的，但对于大多数在童子试面前就被挡住的读书人来说，展示自家书法的机会，还是在日常书信和写对联上。对子是要贴出来，或者挂在墙上的，字必须要像样，能挂得住，在大家品头论足之间，无论哪个书写者都不会掉以轻心。即使对子对得好，但一笔字差了点，总是羞于见人，只好再用功，如此这般，无意间造就了中国书法深厚的民间土壤。 私塾学习的文字内容，从《三字经》《千家诗》《纲鑑》到四书五经，从某种意义上是为这种写对子提供了文字内容。在传统的各种形式的对联中，除了少量恭喜发财的内容外，几乎所有对联的内容，都绝对符合儒家伦理所体现的正统意识形态。显然，这跟乡绅的倡导和私塾的教育不无关係。 在陆续进行的田野考察中，我发现，眼下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对对子的传统依然残存。多数地方，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对联，有少数地方在婚礼和丧礼上分别能见到喜联和輓联。过年的时候，由村里人自己写春联的和到集市上买现成春联的，大概各占一半。而自己写春联的地方，大多由受过点旧教育熏陶的老人包办，其中，有些地方还保留了上辈传下来的对联本子，上面罗列了一些各种场景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