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吉、理察和艾琳都是在战争之后出生的，但即便我还是大通的一名初级官员的时候，旅行也是家常便饭，常常离家出差。因此，对于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还是无法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也是应得的时间和关注。
佩吉觉得为人母亲的负担实在难以承受。虽然她是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大多数时候具有与孩子们沟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20年里，她还阶段性地感到极度抑郁。当她处于这种恶劣心情的时候，孩子们学会了要躲她远一些。虽然佩吉坚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的工作，并最终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大部分问题，但她的抑郁—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频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们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我和佩吉一心要成为负责任的父母，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在纽约市有名的日校读书—女孩们去蔡平(插pin)和布里尔利(Brearley)，男孩们去巴克利(Buckley)，使他们获得了牢固的教育基础，儘管他们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
我们的大多数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孙松屋度过的。孩子们在那里骑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冷天的时候可以在“娱乐房”里游乐，而且常常邀请他们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我们还带他们週游美国各地，并带他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对待我那样。我们的家里总是满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这样孩子们很小就开始接触到了各种类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萨尔斯，秘鲁总理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哈佛校长内森•普西，以及乔治•马歇尔将军。孩子们对客人的来访反应良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富有教育、充满乐趣的经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许多关係培养了他们的诸多兴趣—语言、艺术、自然世界，并引导他们满腔热情地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