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五月初希特勒失踪(后来才知道是自杀了)，德国随即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沫若应新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之邀，出席了使馆举行“的胜利酒会”。五月二十八日晚，苏联大使馆费德林参赞登门造访，带来苏联科学院一封信，邀请郭沫若和丁西林(1893—1974)赴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该院第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会期为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这自然是很光荣的事，多年的心愿得到了这样意外的满足。可是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见时只表示准予赴苏，而旅费却分文不给。沫若先是通过翁泽永的关係，向中央银行借了三千美元，后又得到友人、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支援，拨来民生公司文化基金委员会资金一万美元供他使用，沫若随即将三千美元退还给翁泽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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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李萱华：《郭沫若在北碚》，见重庆文联和社科院编、1985年9月版《重庆市郭沫若研究论文集》，并参阅笔者1983年5月访问翁植耘谈话记录。当时郭老在苏联十分节俭，只化了四、五千美元，余款于回国后悉数奉还卢子英。
朋友们都为沫若能去苏联而高兴。在中苏文协为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暨庆祝苏联红军胜利举行的鸡尾酒会上，沫若竟成了大家谈话的中心，宋庆龄和邵力子一再和他干杯，预祝他顺利完成访苏使命。邀宴、欢送活动更是应接不暇，临行前一天下午，中苏文协、全国文协和全国剧协联合举行欢送会，沫若含泪答谢朋友们的盛情、厚谊和嘱託，说：“中国人民和诸位文化界人士都是主人，好比是我的君，我实是一个‘差使’而已，但愿能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好了。”
六月九日，沫若由费德林、安南略、戈宝权、于立群等人送往九龙坡机场，国民党人员不但莫名其妙地一一调查了送行者的姓名，而且硬要沫若去外事局补办什么出境许可证，这显然是有意纠缠和刁难。一直折腾到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沫若才获准登机，匆匆与立群等人握别。他乘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后，转道印度、伊朗，途中几经勾留，二十五日才到达莫斯科，纪念大会已经开了十天，地点也转移到列宁格勒去了。这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然而无可奈何，谁叫中国的科学技术这样落后，要仰仗别国的交通工具往来，就连做客也做不到别人那样称心如意，沫若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辛辣味。好在终于赶到了目的地莫斯科，平常只能在照片和电影里看见的红场，现在是如此真切地展现在面前，克里姆林宫高耸的尖塔，塔顶上的红星在夜晚闪耀着欢乐的色彩，好象一个巨人在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着宾客。沫若幸福地下榻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
第二天，沫若即由苏联外交部齐赫文斯基陪同飞往列宁格勒。号称苏联第二大城的列宁格勒，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上。这是一座英雄城市，沫若参观市容，已看不出战痕，外表上显得异常肃静，似乎当初破坏得并不厉害。但这一切，是不知流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德寇曾围困两年，市民紧紧配合红军卫城，伤亡惨重，据说单饿死的就有十七万余人。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在拉多加湖结冰期保证汽车安全运输的办法，这是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战胜野蛮法西斯的一个宝贵实例。跑到近郊看看，普尔科夫山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的天文台已被完全摧毁了，大小弹坑比比皆是。沫若觉得这里的山川草木和祖国的江南一带相仿佛，象这样激烈战斗的地方在江南也不少，可是至今八年了，日寇还没有被赶走，同胞们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他在钦佩苏联红军和人民的同时，痛恨国民党政府不把枪口对内改成枪口对外。
列宁格勒市长宴请苏联和各国两千专家和学者，地点在斯莫尔尼宫，即十月革命时列宁指挥作战的地方。在宾主云集的厅中，沫若第一次见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院长司徒鲁威，这是一位研究奴隶制的专家，他对沫若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成为例外。”沫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对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差不多全被他所通晓，这更增加了对他的敬意。承蒙司徒鲁威的邀请，沫若出席了东方学院学术讨论会，主席在开幕词中特别介绍了他。会议中间沫若作了临时发言，说自己是抱着唐僧上西天取经的精神到苏联来的，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他将要带回中国去。
六月二十九日返回莫斯科国家饭店，丁西林刚从国内赶到，沫若与他同住一室。次日，出席克里姆林宫夜宴。走进白色大理石的殿堂，金碧辉煌，酒肴果品极为丰盛。一会儿，史达林(1879—1953)、莫洛托夫、布尔加宁(1875—1946)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入席。史达林穿着灰色元帅服，鬚髮都已灰白，沉着而严肃。望着这位领导苏联人民打垮了法西斯德国的英雄元帅，望着日夜嚮往有朝一日能谒见的中国人民的尊贵朋友，沫若感到无以名状的幸福与激动。当晚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讲话、干杯、观赏节目穿插进行，但史达林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沫若觉得难能可贵，一位伟大领袖倒不在乎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