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他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迴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註定了顾准必然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一‘两足无毛动物’一一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鬆、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待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
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儘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儘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像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钱钟书确实是活得比较轻鬆潇洒的。就连做学问，也看不出有丝毫吃力的地方。骆玉明教授说陈寅恪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得“通脱而活泼”。但要想学问做得“通脱活泼”，首先得为人“通脱活泼”才行。
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中我们得知，钱钟书是既聪明绝世又痴顽透顶的。比方说，他会在大热天里，用毛笔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问题在于钱先生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骯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地说：
“我的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係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係。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
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其结果很可能是造就一人批暴徒；而承认大家都很平凡普通，其实成不了英雄反倒天下太平，都能过安生日子。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顾准则不但活得沉重，而且艰难。在那个拒不承认“家雀”生存权利的年代里，公然宣称大多数人不过是“家雀”，是会被群起而攻之的。他不但会被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