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我们还能说自己不会变成祥林嫂吗？
七再说退场
在今天的人看来，祥林嫂也许确实是“我真傻”。她竟然只知道别人可以说她“不像话”或“不是人”，却不知道她也可以说别人“不像话”或“不是人”
的。
的确，她太把鲁四老爷之流“当人”，也太把祝福之类的礼仪“当一回事”
了。这就使她处在了一种被动的、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世道相容合拍的尴尬境地。
结果，当她确实“身不由己”（比如丧夫、再嫁）时，人们不允许她“不像话”；而当她多少有点主动权、并愿意按照人们的指点去“重新做人”（比如捐门槛）时，人们又不允许她“像话”。那么，她究竟是该“像话”呢，还是不该“像话”
呢？
也许，祥林嫂的悲剧，并不在于她有什么“不像话”或“不想做人”，而在于她自己太想“像话”，太想“做人”。她越是想“像话”，想“做人”，世道就越是不准她“像话”、“做人”，而人们也就越是派定她“不像话”、“不是人”。试想，如果祥林嫂不吃那一套，根本就不把什么“像话不像话”、“做人不做人”的放在眼里一一不让参加祝福的筹备就不参加，不愿听阿毛的故事就不去讲，别人不理自己自己也不理别人，阎王爷要锯成两半就让他锯去。那么，鲁四老爷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甚至阎罗大王也好，又能把她怎么样呢？同样，在当年的“批判会”和“斗私会”上，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如果能保持沉默（简单到只要沉默即可），一个字都不讲，那个什么狗屁运动还可以搞得起来吗？林彪也好，江青也好，抑或其他什么人也好，还成得了气候吗？要知道，我们毕竟是“大多数”，他们毕竟是“一小撮”。“一小撮”还能弄得“大多数”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或连“死路一条”都没有吗？
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吃”那一套。
至少是，祥林嫂也好，我们自己也好，都不曾想到，除了打和看、被打和被看以外，还有“退场”一说。
如果想到这一点，事情就会完全两样。
可见，退场，应该规定为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权利，应该比上场的权利更重要，正如沉默比说话更难得。现在一些年轻人动不动就批判知识分子的沉默（即退场和缺席），认为那无异于姑息、纵容，甚至同流合污，至少也是懦弱胆怯，明哲保身。这可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疼”。他们哪里知道，在“文革”中，我们就连“缩头乌龟”也做不成。你只能伸出头去咬同类，而且还必须咬得血肉淋漓，咬得大义凛然，哪怕他是你的父母、妻儿、朋友、恩师！
沉默是抗争的前提。一个人，如果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又岂能抗争？敢说真话当然很好，但其前提却必须是“你有权保持沉默”。“没有隐私权，没有对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的权利，一切真话到头来都是假的，哪怕它是多么真诚地说出来。
”（邓晓芒《灵之舞》）事实上，沉默和退场也未必就不是抗争，也未必就没有作用。比方说，当台上的人举臂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时，台下却片一沉默，或集体退场，会怎么样呢？一个人沉默或退场当然无济于事，但一群人呢？大多数人呢？全国人民呢？
抵制“文革”之类专制政治的“杀手锏”就是全国人民的集体退场。专制政治并不是总靠暴力、高压和阴谋诡计来维持的，更多的时候还要靠臣民们的“合作”和“顺从”。一旦没有了这种“合作”，他们多半也就没戏可唱。可见，即使从民主与法制的角度看，沉默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权利。但是，认真想一想，你就不难发现，退场也好，沉默也好，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蛮难的。为什么呢？
因为如前所述，按照中国文化的设计，“在场”即“是人”。如果自己“退场”，岂非自己宣布“不做人”？你既然自己宣布“不做人”，别人当然也就更有理由把你“不当人”。所以，我们不能退场。
不能退场，也就不能沉默。因为只要你在场上，说不说话，也都一样。沉默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语言。
比方说，理解为默认、默许、默契，理解为“低头认罪”、“羞愧难言”、“无话可说”等等。倘若你原本是“不认帐”的，现在一沉默，反倒成了“认罪”，岂不糟糕？所以，在“文革”中，有写“认罪书”的，也有写“申诉信”的（往往是两种都写），缄默不言的却不多。
显然，光说退场和沉默是不够的，还得说清楚人为什么或怎样才能有这两种权利。
如前所述，西方人能够退场，是因为有原罪作退路。现在我们还要说，西方人能够沉默，是因为有上帝做后台。原罪是大罪，只有上帝能审判，基督能救赎。
个人如果自知其有罪，就只能也只须向上帝忏悔，无须请求他人的宽恕。因为他人在上帝面前也是有罪的，和我们同样是罪人，当然没有资格来接受忏悔和表示宽恕（或不宽恕）。所以，祥林嫂倘若在西方，她就用不着理睬鲁四老爷之流，只管直接去找上帝好了。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充满爱心的上帝是很宽容的。即便是真正的罪人，只要临终前向上帝忏悔，上帝也会宽恕他，当然祥林嫂也无需惧怕被锯成两半了，没准还能升人天堂。
基督教的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另当别论（事实上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