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人又是很容易得罪的。比方说，一个“小媳妇”，每天早上，是应该早点起床干活服侍公婆呢，还是应该晚点起床多体贴一点丈夫呢？便很难掌握。结果是：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无论怎么样，都躲不过“得罪”二字。
他人之所以容易得罪，就因为“他人”不是“自己”。自己的心思尚且还不一定都“摸得透”；他人的想法，怎么就定能“吃得准？”吃不准，便会出错，而且很可能“错”了自己还不知道。比方说，前面说的那个小媳妇，就很可能会遇上这样的情况：丈夫孝敬父母，要她早起；公婆心疼儿子，要她晚起。这样，她的问题就会反过来变成“起晚了得罪丈夫，起早了得罪公婆”了。
更糟糕的是，她还可能会这样：起得早，丈夫恨她不懂温存，公婆也不领情，认为她是“作秀”；起得晚，公婆怨她不懂孝敬，丈夫也不满意，认为她是“偷懒”。这下子，她可真是“左右不是人”，怎么也不讨好了。这样想来，你说做人难不难呢？
做人之难，还不仅在于此。
众人人多嘴杂，意见分歧，标准不一，心思各异，倒也罢了。因为意见可以兼听，标准可以统一，心思可以猜测，多少总还可以有点希望。麻烦在于，所谓他人，既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又不是各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係网络。每个人，都不过是这网上的一个“结”。正所谓“牵一髮而动全身”，你不小心得罪了某个人，其结果使很可能是得罪了这网上的一大片。
那么，一个人也不得罪，行么？也不行。因为人和人不一样。不得罪坏人，就得罪了好人；不得罪小人，就得罪了君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也都有自己的仇人。你得罪了一个人的朋友，固然是得罪了他；你不得罪他的仇人，没准也是得罪了他。何况朋友的朋友并不定都是朋友，仇人的仇人也不一定都是仇人。有“面和心不和”的假朋友，也有“捐弃前嫌，握手言和”的旧仇人，你哪里弄得清、看得懂？一不小心，就可能稀里糊涂地得罪了人。得罪了人，会怎么样呢？结果当然可能很多，但有一条是完全可能的，就是不把你“当人看”。因为你已经把决定自己“是不是人”的鑑定权、评价权和证明权都交给了他人。那么，得罪他人，岂非拒绝了这一鑑定、评价和证明，自己宣布自已“不是人”？
你既然自己不把自己当人，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因此，在中国，最重要的一点，是万万不可轻易得罪人。咱们中国有那么多谁也不敢得罪的“老好人”，原因之一，只怕就在这里。
他人既然如此难以应付，那么，我们在做人时，不理睬他人，行么？
不行。因为我们做人的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人给”的。给我们权利的这个人，就是“他人”。在中国文化中，自己是不能称作“人”的。称作“人”
的都是“他人”。比方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在这些说法中，“人”总是与“我”、“己”、“吾”相对立的。既然只有他人才是“人”，才能给我们做人的权利，我们当然不能无视他人的存在，除非你不想做人。
但，即便是不想做人，也是不成的。请问，不做人，做什么呢？神仙做不了，做猫做狗也未必能如愿。所以，在中国，说一个人日子过得好，便说他“快活得像神仙”；说一个人境遇极差，便说他“连猪狗也不如”。乐似神仙，也就是说做人并不快活；猪狗不如，则是说还得做人。因为你倘若不去做人，那就连猪狗都做不了，岂非“猪狗不如”了
又有谁，愿意“猪狗不如”呢？
于是我们只好去做人，只好去看别人的脸色，听别人的閒话，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别人去评头论足，而把一肚子的委屈都留给自己。因为你既然决定做人，那么，别人当然也就有权对你的想法发表意见，对你的行为发表评论，对你的作风发表看法，也有权对你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评论和看法表示愤怒，并进而推论你“不会做人”，甚至“简直不是人”。至于你的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他可管不着，因为做人的是你自己，又不是他们。
于是，我们便不禁羡慕起西方人来。
还是西方人好。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上帝，自己反倒自由自在。也还是西方人合算，他们一次性得罪了上帝，便谁也不怕得罪了。不像咱们中国人，把“做人”的责任留给了自己，却把“是不是人”的决定权交给了别人。也不像咱们中国人，没有上帝好得罪，又不敢得罪他人，便只好去得罪自己。
那么，我们也去製造或进口一个上帝，然后也去得罪他，继而再宣布上自己也有“原罪”，也“天生是人”，行吗？
不行。
十天赋人权，还是约定人权
中国这块土地，不出产上帝，也无法进口（这问题说来话长，暂时不说也罢）。
因此即便贸然地引了进来，也会“水土不服”或者“变种”，比方说变成皇帝或圣人，而“原罪观念”则会变成“人性本恶”。“性恶”和“原罪”可是两回事。
原罪观念会引出什么样的逻辑结论，前而已经说了。性恶理论的逻辑结论却是：
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要想成为一个好人，就得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当然也就得不断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