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作为本调查部最重要的风气，必须提倡‘和’。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川上先生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单单停留在消极的‘和’上。有话互相憋着不谈，客客气气地只求关係圆满，那是不行的。我认为必须实现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必须把大家对工作及职责的蓬勃的热情加以汇合，使调查部振作起来。
“我认为，要打下这样的积极的‘和’的基础，首先要注意互相的心情。调查部全体人员必须真正有满腔的热忱，同时必须彼此以诚相待，互相关怀和体贴。为了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彼此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保持充分的联繫。我认为必须防止在繁忙之中不知不觉陷入联繫不够的状态。
“其次，说明一下重要的精神。相互的言行和处理工作，不以谁正确、哪一方正确为准，而以什么是正确的为准。每个人越是在德才方面都是优秀的，越有自信，对工作的热情和爱国心越强，就越有陷入宗派主义的危险。因此，希望大家克服固执己见、怕人议论、畏首畏尾的毛病，不论地位的高低、年龄的差别和来自哪个机关，都能无拘无束地互相磋商。
“此外，要使本调查部有效地执行任务，还必须能够证实工作的效果。其次，一切都必须保密是自不待言的。最后是款项问题。不用说，经费是从国民缴纳的血汗税款拨出的。这样宝贵的公款，绝不容许单凭主观想法来动用。我深深希望大家要本着良心慎重地使用，有效地并有重点地使用。
“今天早晨我想到的就是这些。希望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地树立本部的良好作风。我认为，这样做对日本有益处，而且也可以成为我们大家的指路明灯……”
训辞完了。
滨野万喜夫阖上了讲稿，向大家行了一礼之后，人们就解散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复杂的表情。新部长讚扬了前任川上久一郎的功绩，劝工作人员要和衷共济。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其实这话有深刻的意义。新部长滨野为什么劝大家要和衷共济呢，他们是充分了解其原因的。
正如新部长滨野刚才所说的，工作人员的职务有本职或兼差、专任或特约、公务员或准公务员之分。编制上有各省派来的官员，也有各省以外称作特约或准公务员等职别的人员。职员不一定都在总理厅特别调查部的大楼里工作，还有外勤人员。
例如，对朝鲜方面，东京设有两个组，大阪、福冈各设一个组。对中国方面，作为海外派遣特别调查网，在香港中国东北、天津、上海都设有特别组。此外，对苏联及欧美方面，除了特别调查员之外，还使用学生作助手。
如果把各组分一下，则有防卫组、电波特别调查组、经济组、文化组、宣传组等。把全部组织加在一起，这个部拥有的人员就相当多了。
这个编制是根据川上久一郎的想法执行的。川上久一郎当初的意图是想把这个调查部建成为类似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那样一个机构。当然，迄今所形成的组织机构都是川上久一郎的理想和努力的结果。
儘管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第二任的滨野万喜夫在就职训话中特别劝人们要和衷共济呢？
听他讲话的工作人员都露出尴尬的样子或啼笑皆非的眼神。滨野万喜夫训示大家不要固执己见。他又说，要是有宗派主义，工作就不能够顺利。如果反过来看，这是说明在总理厅特别调查部内部有这些情况啊。
新部长滨野是在到任半个月之后发表训辞的。滨野在就任以前，对总理厅特别调查部的实况就了解些内情。他本来就是跟川上久一郎在同一时期担任内务省官员的，当然了解这些情况。
而且，他一定在就任后两周当中仔细地分析过这个调查部的气氛。他劝大家要和衷共济的话决不是泛泛的陈词滥调。
这是由于他切身体会到这个调查部里的散漫鬆弛、内部互相倾轧和各自任意行事的风气比传闻的还严重。
总之，特别调查部内部的派系抗争反映出内务省和外务省官员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
川上久一郎是内务省官员中的佼佼者。他自己也这样想，而庇护他的宗像副首相也认为川上久一郎才是创建“中央情报局”的理想人物。他认为川上既有能力，有办法，又有满腔的热情。
与川上部长对立的是外务省官员曾我贤一。他俩一直水火不相容。
曾我不甘心居于川上之下，因而把自己的亲信稗田晋太郎送入调查部。
川上和曾我的明争暗斗是剧烈的。
川上久一郎在英国发生了私带美元事件。儘管他本人申辩说那是造谣，但仍然激怒了首相，以致被免职。他被免职的原由——所谓“私函”是从波恩发出的，而曾我贤一在私带美元事件发生后就当上了驻德大使馆参赞，到波恩上任把这件事联想起来，人们就猜测曾我贤一与那封“波恩私函”暗中有关係。
可是，正因为首任的川上久一郎创办了总理厅特别调查部，部内工作人员中就形成了所谓“川上嫡系”这样一伙人。继任的滨野万喜夫当然对此感到不快。
滨野为人谨慎。照反对派说来，他是个既不能立功也不会出乱子的无所作为的人。以白眼看待这位滨野部长的樋胁定良，既不属于外务省系统又不属于内务省系统，他是农林省的官员。
樋胁定良本来是属于川上久一郎的系统的，可是作为一个官员，此人是相当奇特的。
例如，关于他，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