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来。”
“对不起，打搅了。他一到就请您告诉他马上给办公室回个电话，好吗？有点要紧事。”
我答应了。
约摸十分钟过后，麦考利来了。他高高的个子，一头鬈髮，面颊红润，是个长得蛮英俊的傢伙，跟我同龄——41岁——可他看上去却显得更年轻些。他算得上是个蛮有名气的律师。我过去住在纽约，为他办理过几件案子，两人一直相处得不错。我们俩握握手，彼此拍拍后背，他问我过得怎样，我说“还可以”，我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说“还可以”。随后我就叫他给他的办公室回个电话。
他打完电话，皱着眉头走回来，说道：“魏南特回来了，要我去见他。”
我斟了酒，递给他一杯：“那咱们改天再一块儿——”
“让他等着吧，”他从我手中接过一杯酒，说道。
“他还是那么古里古怪吗？”
“那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麦考利庄重地说，“你没听说1929年他们把他送进了疗养院，让他在里面呆了近一年光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