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讚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ｓｉｎｇｕｌａｒ），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这一来，那便和《李宗仁回忆录》大异其趣了。「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只希望我让他以「第三者口气」发言。
其后张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来约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谈笑餐叙了好多次。这时通过一方母亲的叙述，张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过世的父亲，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吴开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属于国民党的CC系。真是西谚所说的「世界太小」。
哥大东亚所愿为张传担纲
我这「第三者口吻」改动的工程不小。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的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大陆开会去了。一去经旬，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这时张公已获得了人身自由。当局为宣布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当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时。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张公还惊问何也。我说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註销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北京的报纸，随之披露。接着，谣言传出，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讯此事（后来宋兄还特地向我说明，他未尝过问，想必另有权威）。此消息一经传出，张学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刚刚重获白由，难道又要回去？张公乃找我特别商量，要我二人发个「联合声明」，否认此事。
我告诉少帅，我断无资格和他发什么「联合声明」。先让我单独发个个人声明，说我之认识张汉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谊关係。但是我们也绝对没有谈过西安事变。发过这项声明，我说我便立刻离开台湾，新闻记者一定会再访问你，那您就严正声明绝无此事就好了。张公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们就这样安排了。这时原在台湾出生的郭冠英也发慌了。他把我们录的有限的录音带，匆忙地交我一份，带回美国，另一份，就等着「警总」来查封了。其实这都是做贼心虚的空紧张。据说那时的台湾当局，并无意要留难我们。言之可笑。但是经过这一场小风波，张学良回忆录，也就和我个人绝缘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里的朋友们，对它还存有浓厚的兴趣，加以哥大在学术界声望高，张学良更是个传奇人物，四美俱，二难并，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筹他个十万八万研究费，并非难事。
返美之后，我乃把这故事告诉了哥大年轻而有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汉文汉语，是个研究近代中国的专家，因而黎对张学良也极有兴趣。
我告诉黎君，张学良不久可能来纽约访问，我将居间介绍他二人和一些相关学者见面，作详细安排，就照《李宗仁回忆录》的前例，找几位年轻的、副教授级的青年有为学者，担纲挑大樑，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个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教授，在美国汉学界中，中英文都是极好的。他听到这消息，也大为高兴。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纽约之会的阴错阳差
果然不久，新获自由的张少帅，就驾临纽约。住在一位贝夫人家里。贝家地处纽约市内最繁华，最高贵的五马路中段，和蒋宋美龄居处相去咫尺。张少帅坐了五十年的大牢，这次忽然飞到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来，纽约华人小区为之轰动，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话下。他自己多少也有点飘飘然。毕竟是牢中囚徒，重见天日嘛。
在一个小型宴会里，我就向他说出，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部，有意邀请他谈谈合作写传的事。张公闻之大为兴奋。他说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贝夫人负责安排。回家之后，我立刻打电话给黎教授。黎立刻就选了几个酒会的日期，让张公选择。黎再加约几位哥大当局，大家见见面，第一次的酒会和餐会，由我做东。大家谈出个眉目之后，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请，并签订合约。正式开工。
为此我就通知贝夫人，约好了日期，并在敝寓邻近选择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馆，定下八百多元一桌，该馆特製的，最好的酒席（因为我知道，张少帅在战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银元一顿。我那时是个中学生。我所缴纳的伙食费是三十块银元一学期）。但是现在纽约做不到那么好的中国酒席，就只好请少帅委屈点了。约期前三日，我就打电话提醒贝夫人一下，到期我会亲自开车来接。先到我家来一个閒谈的酒会，酒后再去餐馆用餐。谁知贝夫人竟然轻鬆地说：「汉公走了呀。」
我说，「我们不是约好的吗？」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儿去了？」我再问。
「到Ｆｌｏｒｉｄａ去了哎！」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不必要地再问一声。「他不回纽约了。」她说，「直接回台湾去。」
这对我真是五雷贯顶。但是我对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九十岁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这席大客，请不请了呢？照请，那对其他的客人，也太尴尬了。宴会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