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他们几个都枪决了，我没看过学生闹风潮，当教授的也鼓动学生闹风潮的。你不知道，我这人年轻的时候凶得很。
我到东北大学跟学生们说，我这个东北大学的校长，不是运动来的，是你们把我请来的，我今天也有权，你们闹吧。你要再闹啊，我说我有两个手段：一个是我把东北大学解散关门，我告诉你们个明白，你们随便，你们自己决定；第二呀，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我可派军队来啊，军队把你们包围了，我要使用武装力量。你们自个儿决定。那学生立刻就老实了，都服气了。
当时我要把臧启芳他们四个人都枪决，我那个秘书长就给我下跪，他说，你不能啊。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不是，我知道你发脾气，你真干吶！你不要发脾气，你饶了他们吧。后来我把臧启芳从东北大学就调到哈尔滨当处长去了，是中东路的一个处长，很好的一个差事。
【编者注】臧启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年，字哲先，辽宁盖平人，一九三○年十月曾代理天津市长，后曾任东北大学校长。
五、和汪精卫的交往
那会儿，中央开会，那我们无聊，尽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
我本来是坐在前头的，后来蒋先生规定的，按岁数论，六十岁的坐头一排，我那时候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几岁，我坐在最后头，汪精卫在前面，我写打油诗：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没前我不怕，屁味实难闻！
没事尽在那儿做打油诗，会开得无聊。
大委员小委员，中委执委常委，委实无聊。男干事女干事，男干事干女干事。
那时候蒋先生有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我就写：死干硬干快干，干得有趣。
呵呵，不说了，不说了，吓得这几位太太都不说话了，要骂了。
开会大家没事就写个条子，你给我（传），我给你（传），委实无聊么，真的是委实无聊。
汪精卫是这样，你听我讲这段故事，我对汪精卫非常地佩服，我佩服汪精卫。
那个时候是所谓三角同盟，总理先派的代表是孙德升，跟这个很老很老的，姓宁（宁武）的，后来当了共产党。再后来就是派汪精卫和李石曾。他们来了，我那时候还没做太高，就是招待他们。
我就跟汪精卫谈，他那口才真是一流。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从报纸上看的，因为他的行踪我很注意，我很佩服他，年轻时候我最佩服汪精卫呀！那些年轻的革命家，李烈钧、胡汉民吶这些个人。我就问他，报纸上报（道）你过大连，你去吊庆亲王，真的吗？你吊他干什么？
他说真的，是我吊的，他说我吊他有个原因。他就告诉我说，我当年被捕，庆亲王审的。要杀我，庆亲王可以杀我，但庆亲王没杀我。他说，庆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
他说的这句话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
我这段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关係，来往得很好。
【编者注】三角同盟，一九一九年，孙中山与段祺瑞（皖系）、张作霖（奉系）联合，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我跟汪精卫俩闹彆扭，就是一件什么事？跟汪精卫闹翻的事是怎么闹翻的？后来也没什么太多关係，就一件事情闹翻的。两个人闹得很翻。
我在北平负责任的时候，「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北京负责任，他到北京来了，跟宋子文两人来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着蒋先生一封信，他说我有蒋先生一封信拿来，那时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封信呢，蒋先生很客气，就说汪院长到你那儿，跟你谈一谈，你好好跟汪院长谈一谈。
我就简单跟你说吧，他来了，就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他的主意是让我们跟日本打一下子。
我就问他，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我一听，说是不是中央里有所准备？没有！能打怎么样？一定打败！那我一听，为什么要打？他说首先在外面压力太大，你呀，军队动一动，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
他们要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国内的反对声浪。
我说，汪先生你说什么？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给我去打地盘，我利用我部下。你那么样做，我问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
我说蒋先生的信是这样的，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了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他那时候是行政院长，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给我下命令，我当然要服从，我没法子，我非服从不行呀；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我说这话就是主题。我这个人吶，我这人说话，有时候一着急毫不客气的，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拿我部下做交易，牺牲我部下而来换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力，你别找我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