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既占苏、皖，则奉系此时所夺地盘已扩及八省三市—关外：黑吉奉热（热河是省级特别区）；关内：冀鲁苏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区划上虽直属冀苏二省，其实际影响力较其母省容有过之。
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意、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
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就在这奉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民国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在上海爆发了。一时举国沸腾。学运民运的目标都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而上海的各国租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正当这华洋对峙，双方于春申街头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奉老帅之命，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精锐两千余人，进驻上海。这时被中国工运学运吓惨了的英法租界当局，见奉军入沪，竟联衔向少帅要求派军人驻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人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姊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默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的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白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的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衝激也很大。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