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来监刑的御史房济，对魏老爷子的遭遇很同情，就劝魏玄同：何不以告密为由求见女皇，以期自辩。
魏玄同不听，嘆道：“人杀与鬼杀有何分别？我不能为告密之人！”说罢，从容就死，死时已是73岁高龄。
对酷吏的横行霸道，朝中也有非议，陈子昂就是敢说话的一个。他那时年轻，口无遮拦，又是拥护武周革命的热心分子，所以敢于极言酷吏滥刑之弊，主张“抚慰宗室，各使自安”，不赞成把旧唐宗室搞得那么惨。
永昌元年三月，武则天特意召见陈子昂，询问为政之要和哪些弊政需要革除，让他详细写来，不要引用古典，空发议论。
陈子昂就写了一份三千言的建议书，提出了八条：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贤，四去疑，五招谏，六劝赏，七息兵，八安宗子。
在“措刑”一条里，他提得很有见地，说严刑峻法是用来禁乱的，乱子平了就应该息刑，严刑不是为承平时代而设立的。太平之人，喜德政而厌刑罚，刑之所加，人必内心惨痛，所以圣人用刑罚非常审慎。近日诏狱大兴，钩捕支党，株蔓推穷，都是因为狱吏不识天意，所以才如此惨刻。最好是敕法慎罚，省白诬冤，这才是太平安人之务。
对于用人，他也说得好。他说。政治政治，政所以能治，在于用人惟贤。君子小人各分其类。要是陛下好贤而不用，或者用了也不能信，信了又不能善始善终，或者用完了不加奖赏，那么虽有贤人，终不肯至，即便贤人当了官，也不肯用力。如此，怎么能行？（见《新唐书*陈子昂传》）
对安抚宗室诸子一条，武则天当然听不进去，但也没恼怒。她知道陈子昂敢这么说，就是没有包藏什么心机，同时她又有爱才之心，很快提拔这年轻人为右卫胄参军（专甲仗等）。
武则天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此时她还不想收拾那些酷吏，狗虽恶，毕竟是我的狗，等狡兔死光了再说吧。于是，女皇虽然数次召见陈字昂，谈的也很详细，可是每次都是谈完了就算完事。
陈子昂的上表至今我们还能从史籍上读到，可称得是见解不凡，不是书生空论，他也因此被提拔为右拾遗（正八品上）。但他“居职不乐”，革命后的严峻形势让他很感失望。
反观酷吏，却是越来越得意了。有个醴泉人侯思止，早先以卖饼为业，后投到索元礼门下为仆，也学到了陷害人的一手。他有个朋友被恆州刺史裴贞因故杖责，他为了给朋友出气，就出头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
革命是好事，拥护者也多，可是革命后的谋反案为何又如此之多！
侯思止一告就准，李元名被废，流放边地州县，裴贞掉了脑袋。侯思止因告发有功，授了游击将军。
可是他还不满足，嫌游击将军是个散官，没有实权，就向女皇求为监察御史。
武则天对要官的甚为厌恶，就问道：“卿不识字，岂堪御史？”
侯思止答道：“獬豸（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见人相斗，便以角触无理者）何尝识字，却能触邪呢！”
这花言巧语，哄得女皇大喜，果然给了他朝散大夫、侍御史的官做。
还有一个衡水人王弘义更霸道，比侯思止的发迹还要不可思议。他素来无行，曾向邻舍乞求吃两个瓜，人家不给，他就告诉县官说瓜田中有白兔（天降祥瑞？）。县官派人搜捕，践踏瓜田，顷刻立尽。
他后来出游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见乡间的耆老聚会作邑斋，就告以谋反，致使二百余人无辜被杀，他也因此得授游击将军，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后来有人诬告胜州都督（在今内蒙）王安仁谋反，武则天叫王弘义去审这案子。王安仁被冤枉当然不服，王弘义就在枷上把他脑袋割了下来；又下令去捕王安仁的儿子。其子是军人，刚巧来到堂上，王弘义不由分说，也把他脑袋割下，装在盒子里回京復命。至于这父子俩反不反，那就在于报告怎么写了。
回京途中路过汾州（今山西汾阳），司马毛公请王弘义吃饭，吃了不大一会儿，王弘义忽然喝叱毛公滚下去，命人斩之，用枪挑着砍下的脑袋回洛阳，沿途百姓见者无不震栗。
那时武则天的中央监狱——“制狱”是设在丽景门内，凡入狱者，非死不出。王弘义竟然戏呼此门为“例竟门”，意为照例都得死。
恐怖政治到了如此地步，朝士人人自危，相见不敢寒暄，只能道路以目。因入朝时经常有人密遭逮捕，所以每次上朝，官员们都要和家人诀别：“未知復相见否？”
当时的法官，竞相以酷为荣，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办案还比较平恕。以至于被告者都说：“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资治通鑑》）
这徐有功，也算是武周时期的一个异数。他常跟家人讲：“今为大理寺命官，人命所系，不能因顺从皇上而妄杀无辜！”
他起初在蒲州任司法参军，审案从来不用刑罚。以至于他手下的小吏相约，如果有犯人被徐大人下令用刑，那么咱们就往死里打。结果直到任满，也没打过一人。
武则天在起用一批无赖酷吏之外，还用了一两个这样正直的刑官，对当时的妄杀多少有所阻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