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被囚禁在圣海伦斯岛上时，他通过拉斯卡萨斯的记载，向全世界宣布他的目的是联合欧洲各大国。这些国家由于受革命和政策的影响，一直四分五裂，他想利用统一的法典，原则，意见，情感和兴趣，使他们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邦联”。在他的帝国保护之下，梦想建立一个最高中央会议。以美国国会和希腊同盟为楷模，专门负责保护这个欧洲大家庭的公共福利。虽然他的梦想未能实现，可是他却预言迟早还是会实现的，因为这是势所必然。他说：“在我失败和我的体系毁灭后，我相信除非主要国家能够集中和联合，否则在欧洲不可能建立任何的伟大平衡。在下一次伟大的衝突中，君主若能了解人民的希望，就可以成为全欧的元首，一切随心所欲。”（见拉斯卡萨斯所着的《拿破崙皇帝在圣海仑岛上的私生活和谈话》一书。）
不管我们对他这个伟大计划的观感如何，但英国人对它却深恶痛绝。因为如果欧洲成了一个联邦，那么英国就不可能再维持海上霸王的地位。所以英法衝突是生死之争，拿破崙凭着他的将才曾经一再向联盟势力挑战。在这一斗争中，他的第一个最大的资本就是他能确保指挥上的统一，因为他同时是法国的独裁者和总司令；他的第二个资本是他坚决认为在战争中的推动力不是恐怖而是荣誉，这是合乎革命精神的，从而使新兴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对命运产生了一种英雄式的信心；第三个资本是他的天才。作为一个将军，弗伊将军对他的描写可说是最能表现其特点的。
“凭着他的热情，即使他也有错误，但是拿破崙仍不愧为近代的伟大战士。他在会战中显出过人的勇气，有精密计算的耐性，心中充满突发的灵感，善于猜透敌人的计划。拿破崙具有军事这一行业所要求的各种特性，温和和雄健，善于出敌不意，对于有时会产生重要结局的细节也绝不放鬆。他在会战中十分冷静而且无比英勇，他的心灵不仅善于沉思，更能随机应变，充满迅速和突发的天才。”
在战场上，他的行动也很特别。在部队前进时，他通常总是留在后方，但是当接近敌人时，他马上就赶到前面去。他对一切事物都必须亲眼看过才算数，因为他曾经说过：“将军如果不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那就永远不配指挥一支军队。”他格外珍惜时间，白天视察，夜间回来工作。考兰科说：“皇帝总是在夜里十一时起来，或者最迟十二时，此时各军的报告都已经送到他的手中。在工作三两个小时后，就开始颁发第二天的命令。”他用这种办法使部队在第二天吹起床号的时候就可以接到以最新情报为根据的命令。他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任何理由都说不过去，因为只有延误才会使作战失败。”
作为一个军人，拿破崙的出生时代又使他蒙受了双倍利益。因为从七年战争结束到这个世纪末，法国的军事组织和战术，都已发生了广泛的改变。虽然燧发枪并没有太大进步，可是格里包法尔却已经使炮兵有了重大改进。拿破崙本是炮兵出身，他在青年时期曾经研究过罗宾斯的《新炮兵技术原理》。在这一时期的会战中，因为火枪的有效射程太短，所以野战炮兵可以迅速前进到距离敌人三百五十码以内的地方，将敌人的步兵轰成碎片。可是说也奇怪，这一事实的充分意义直到拿破崙战争末期才被完全认清。
1759年，应该感谢沙克斯的试验，布罗格利元帅开始建立师的制度，到1804年，它演变成拿破崙的军的基础----这是一支完全自给自足的部队。不过最伟大的发明还是征兵制，这是1798年由茹尔丹将军和五百人议会所建立的。虽然强迫服役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可是执政府却让它有了全国性的基础，每一个身体强壮的男性公民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根据法律有强迫为国家服役的义务。征兵制不仅使拿破崙的征服政策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因为一般兵员的智力水准大大提高，所以步兵战术也彻底改变了。
虽然法国所征召的新兵缺乏训练，可是他们的战术却很有特点，富有弹性，以一人一枪为基础，而不是机械地发射排枪。这些“散兵”，如威尔逊爵士所说的那样，眼光锐利如雪貂，行动灵敏似松鼠。一位普鲁士军官也说：“在森林中，士兵们都解散了行列，也不采取任何操练中的行动，仅仅依靠树木的掩护来发射，他们不仅可以与我们相比美，而且还更优越。我们的士兵惯于在开阔地形并肩作战，所以反倒很难适应这种几乎没有秩序的情形，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同样重要的是，法军在敌国中就地取食，所以法军纵列所需要的牲口数量仅相当于普鲁士补给纵队的几分之一。这也使法军的机动性大为提高。
这就是拿破崙所继承得到的陆军----积极的，机动的，聪明的和狂热的，但是在纪律方面却有弱点，所以考兰科评论这位皇帝说：“他早已暗自承认他的这种战争体系是不能容忍严厉纪律的，正好像部队如无适当给养就只能勉强生活一样。”虽然如此，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原则，很难运用。在艾劳之战后有六万人逃亡；在瓦格拉姆之战前有数以千计的人员被灌醉了。但是以士气而言，这支军队的精神异常坚定。这支军队是以精神训练的，而与奥、普、俄、英等国的军队都不同。对于后者，戈德曾经说过：“他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