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案：李海投资二百万，我投资一百万，并给李海打一百万欠条。同样是在年底计算利润分成，计算方式和第一种一样。但是年底把收回的资金先抵作投资款，按我二他一的方式发放，当我收回二百万时，必须先偿还李海一百万欠款。李海的资金也收回后，按五五分成。资金不够，由李海负责追加投资，一旦公司营业困难，首先清算李海追加投资款，同样的，我必须保证年营业额在一千二百万以上。
工厂的生产由李海全权管理，每年的生产完成情况和品质异常情况按积分制度进行管理。每个月的生产必须百分之百完成，包括样品开发，如果工厂不能完成的，一律外发加工。工厂的订单标准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品质异常的产品要控制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之间，退货率控制在百分之二以下。
李海的投资方案中有一个长达三页的协议，其中对每个人的权限和义务写得非常明白。他不愧是个干大事业的人，我没想到的，他都列得非常明确，包括工厂的成本分析和成本控制，就连生产损耗写得都比较详细，一些可能出现的非人为可以控制的东西也加了进去。看样子李海想投资印刷不是一天两天的兴趣，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与我合作也是发自内心的。
和李海这样有诚意有思想的人合作，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不能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也不能贸然答应上面的条款。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一种合作方式，但是要合作我就应该拿出自己的诚意，更应该掂量合作后工厂发展的可能。
我给他开出了我个人觉得对双方比较平等、可能共赢的一种合作方式。我个人一次性投资五十万，但是按第一种分红方式进行合作。首先签协议半年，半年后我有续签的主动权，李海没权利改变合作方式。如果一旦续签，我再一次性投资五十万。但是我也有要求，工厂的开支在二千元以上的单据必须经过我签字才可以生效；李海在工厂不得安排五人以上的亲戚或者朋友，除招工外所有的人事安排必须经过我们两人同意才可进行；必须公开工厂的财务状况，工厂不得再增加股东；工厂的生产必须无条件的为业务部和订单负责，一切按工厂的制度执行，包括我和李海都不可例外。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李海后，没想到他答应得非常爽快。因为我在他开出的条件后没有立即答应，反而甘愿在接受第一种方案的前提下，另外让自己也承担一定的风险，答应在一年中陆续投资一百万，但是分红的条件绝对按第一种执行，我这一百万是计算风险的，他心里肯定清楚，我能掏出一百万，这不是我现在的经济实力所能承受的，我可能还要去借钱贷款，我这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工厂紧紧联繫在一起，他也会对我的态度更加欣赏。
我没有去追究法人代表究竟是谁，更没有对具体操作上的一些小事情斤斤计较。在我们达成的协议中，我是具有掌控权的，这是我最重要的原则。
我没有做投机者，更没有想过完全用融资来实现自己的老闆梦。想成就一番事业，空手套白狼的年代已不存在，我清楚地了解这一现实。如果我选了第一种方案，也许对我更加有利，但是这个方案在以后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摩擦。李海不会是一个傻瓜，更不会拿自己的钱让别人去发财。我选择做投资者，是因为我会理性地投资，选择自己有能力掌控的投资。
我和李海在律师的协助下完成了合作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的白纸黑字会让以后的合作更加愉快。我的想法是好的，他的想法也是积极的，但是以后的事情是谁也无法预料的。这是一个无法预知的年代，谁也不知道今天大家还一起握手，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若干年以后，我们能幸福地抱在一起，也许我们分道扬镳成为最不能容忍的仇敌。这个合同至少让我今后一段时间是和一个叫李海的男人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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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把将要开厂的消息告诉了远在家乡的父母，告诉他们等我把这边一切安排妥当后就回家乡接他们到我身边来。父母对我的决定很支持，也很高兴，但是也隐隐约约表现出一丝担心。
李海着手安排工厂的筹建，我把工厂的地点定在厚街，虽然遭到了李海的强烈反对，但是经过汪锋的劝说，李海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我知道，厚街的厂租等开销都大于其他的镇区，对于一个刚开始创办的工厂肯定会增加成本，李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个人当时存在着很大的私心，事后也感到有些后悔。我一到东莞就是以厚街作为我发展的根据地，身边很多朋友也聚集在厚街，特别是我更想在成功的时候，在昔日的同事面前显摆一下，更重要的是我曾经在这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一个合作的工厂，我没有从大局出发而贪图自己的私心让工厂还没有开始运转就蒙受了损失，这对以后的发展埋下了一个很不利的伏笔。
我们不断地努力，可还是感觉到在厚街这个地方办一个印刷加工厂，依然非常困难。不光合适的工厂厂房不好找，就连营业执照、印刷许可证等一系列的手续都很难办，我们当初的想法也许过于简单，这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其他地方办厂，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办厂了。
就在我和李海为这件事情焦头烂额伤透脑筋时，海封以前的一个部门经理突然给我下了一个请柬，让我去参加他的结婚喜宴。
在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