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次小规模庆典的核心人物对此却没表现得很激动或者需要感谢谁。相反，他请求人们不要过于热情，同时表示：请原谅一个老人对自己生日的淡漠，因为生日对年迈的老人来说并非是喜悦，而是悲伤。
与大众的热忱相反的是弗洛伊德的母校——维也纳大学的态度却是沉默，同时保持这种沉默的还有奥地利医学院和奥地利科学院。也许有读者没反应过来，认为那是学术偏见所造成的。在这里我要善意地提醒一下读者朋友们，不是那个原因，而是另有原因。
如果你还记得本章第一节“那些年”中所提到的“……19世纪中后期，由东欧沙俄所掀起的反犹太浪潮又席捲了大半个欧洲，并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想必你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是的，当时欧洲的排犹浪潮才是真正的原因。
不过，学术歧视也好，种族歧视也罢，这些都不能阻挡弗洛伊德先生继续获得更多的殊荣。
在1930年，弗洛伊德被授予了歌德文学奖，那是几乎与诺贝尔齐名的文学界最高奖项。由于身体原因，这个奖项是由他的女儿安娜代领的。而弗洛伊德本人当时则在接受另一次植皮手术——弥补下颚的皮肤溃烂。
1931年，在弗洛伊德75岁那天，他的出生地弗莱堡正式改名为普利堡。改名后不久，市政议会决定：专门把弗洛伊德出生的那栋房子腾出来，并且加上一块醒目的说明大铜牌，以此激励人们，并且引以为荣。由于这件事儿是当地市政议会的决定，所以弗洛伊德也不好反对，他依旧对外展示出了一贯的沉默，只是私下惊奇片刻后，挠了挠头说：“我……很荣幸能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但愿人们不会在看到那块牌子的时候以为我早已升天了。”
1933年2月，对欧洲近代史了解较多的读者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德国总理。几年后，弗洛伊德因为这个原因被迫离开了祖国奥地利。
1935年，奥地利皇家医学会正式吸收弗洛伊德为名誉会员。
在弗洛伊德再三请求下，1936年的5月6日媒体没有再大肆地报导这位老人80岁的生日庆典，但是维也纳花店没能清閒下来。而贺电、贺信、贺卡再次把波杰瑟大街19号淹没……（也许我的编辑现在表情很愤怒。）
在所有的贺信中，有两封分量极重。
其中一封是爱因斯坦发来的贺信。信中除了应有的寒暄以及祝贺外，爱因斯坦第一次表示出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所感悟，并且在后面附加了一小段事件记录，以及通过那个事件而对“压抑理论”的认同。在最后他说道：“……当一个美丽且伟大的梦想被证实的时候，那的确是令人愉快的。”
相比之下，另一封信的分量则更重。
那么，究竟有什么能比一个伟人的来信祝贺更有分量呢？
答案是：一群伟人的祝贺。
在另一封信的末尾处有多达200位同时代艺术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的签名，其中还有几位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也许读者还不能完全领悟这份名单的分量，那我随便挑出几个人名来：毕卡索、王尔德、罗曼·罗兰、达利……
写到这里，我很不要脸地遐想了下如果自己收到这封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猜自己会一周不吃，不喝，不睡觉，还能时刻保持着亢奋状态——这的确值得让人亢奋。
而弗洛伊德当然也因此而高兴，他面带惊奇地挠了挠头：“这实在是太荣幸了……”
在收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两年后，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1938年）并占领了维也纳。他们闯进了弗洛伊德家中进行了所谓的“清查”，这也使得我们的天才对纳粹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
在两个月后，通过多方人士的努力，弗洛伊德终于被获准离开维也纳，途经法国辗转前往英国（必须一提，为此作出努力的名人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希腊王妃、德国皇室成员、美国当时驻欧洲的部分大使、欧洲各界社会名流，甚至还有希特勒的“亲密战友”墨索里尼）。而这位老人那饱受病痛折磨的身体，恐怕也只能经得起这最后一次“旅行”了。
当弗洛伊德正在旅途中颠簸，还未到达英国的时候，整个英国就已经为此而沸腾。
报纸不计版面地大幅刊登弗洛伊德生平介绍、学术说明以及经各种途径弄来的照片。还有无数协会和组织宣布打算邀请弗洛伊德做终身名誉会员或嘉宾、教授。而社会批评家们也罕见地达成一致，对弗洛伊德的学术成就毫不吝啬、花样翻新地推出溢美之词。而以严肃、严谨着称的英国老牌医学杂誌《柳叶刀》（至今在全球医学刊物中仍是权威）甚至放下架子，一反常态、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赞文，并且把弗洛伊德与达尔文相提并论……至于有些学术杂誌则几乎成了精神分析专刊，甚至出现加页、增刊来报导或摘抄弗洛伊德的学术理论。
而当弗洛伊德到达伦敦火车站的那一刻，他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皇家礼遇……略去5000字请读者自行想像，而我要说的事儿比这大。
假如把弗洛伊德在伦敦火车站所获得的皇家礼遇说成是一种象征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荣誉则不再是象征，而是真正的加冕。
在伦敦安顿下来仅一周的弗洛伊德，还没来得及调整好旅途的疲惫，就迎来了几位身份特殊的客人——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处的秘书。
咱们得说明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