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傅二人李庄交恶，与当年兴起的“西北考察热”紧密相连，而这个热潮最早的源头要追溯到抗战之前。
1937年4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商谈西北教育补助事宜，因弄《古史辨》而暴得大名的顾颉刚亦在召集之内。未久，该董事会聘请陶孟和、顾颉刚、戴乐仁(英国人)以及刚从德国归来的王文俊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计划赴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对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摸底考察。9月，陶孟和一行抵达兰州，陆续考察了当地和西宁的教育状况。由于绥远沦陷，宁夏临近前线，故未克行。在一两个月内，几人在兰州和西宁两省城考察后写了一篇考察设计报告，陶孟和等三人便乘飞机回南京交差去了。此时上海已经沦陷，顾颉刚的家乡苏州已沦于日人之手。面对北平不得返、家乡不能回的境况，顾颉刚继续留在该会在兰州贤侯街45号租赁的地点，开始邀集一帮同志深入边地农村继续开展工作。1938年6月29日，顾颉刚致函杭立武，在汇报自己考察成果的同时，指出甘肃“各县所需不同，除办职业、师范、女子诸教育外，又需办社会教育，以消除强烈之种族宗教成见，避免祸乱”。杭立武表面颇具诚意，在函中批示“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未采用，最后采用了陶孟和等人的设计方案，在兰州办了一个科学教育馆、西宁办了一所湟川中学便草草了事。
顾颉刚通过考察，有了另一个发现，即西北地区不仅是教育状况极劣，更潜伏着政治危机。整个西北到处都有外国传教士，没有汉人之处也有他们的工作站，有的传教士已到西北数十年，语言、装束完全与当地人一样，暗中挑拨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与汉人以及中央政府的关係。据顾颉刚在后来撰写的《自传》中说，他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者家中看到一张地图，是从一个传教士旅行时遗忘之物中检出来的，名为“TheMapofGreatTibet”，即所谓的“大西藏地图”。这张地图将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作西藏。顾颉刚看后大吃一惊：“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復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938年9月上旬，顾颉刚乘飞机离兰州抵成都，下旬到重庆，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汇报调查情况，强烈建议对于不怀好意的外国传教士立即采取措施，并说道：“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抗战期间，吴文藻、冰心夫妇与孩子们在燕南园寓所前合影留念。未久，一家人离开北平，前往昆明
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面呢!”又说：“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復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遗憾的是，没有哪位官僚政客乐意倾听顾氏的警世之言，皆匆匆敷衍一番了事。
1938年10月下旬，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云大任历史学教授。未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差不多在此前后，早年毕业于清华，后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来到了云南大学。吴在云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招收了费孝通等几位助手。费孝通在2005年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提到过这段生活，说：“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2)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相互之间的关係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琇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