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振瀛看着这些衣衫破烂、形体瘦肉的孩子，兴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当即答覆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释放你们。”
武延俊、习仲勋从箫的话意分析，感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对第三师范学生已无意深究，可望较快获释。
八月的一天，看守长来到狱中告诉说：箫处长准备亲自带领你们去见宋主席，见了宋主席，你们就苦苦哀告，宋主席会释放你们的。稍后一天清晨，狱方给武延俊以外的九名三师学生下了脚镣，并带到了箫振瀛的住处，由箫带领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面见宋哲元。箫在行前说：“你们见了宋主席后，他问到你们有无保人，你们就说有，回来后，我就释放你们。”说完箫振瀛先去省府，两名法警带习仲勋等人来到新城宋哲元办公处门外等候。
宋哲元出来后先看了看每个人的手掌，然后高声说道，过去总司令把路走错了，以致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只能回头是岸。又说，共产党煽动无知的青年学生捣乱，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年龄这么小，不在学校好好读书，闹什么学潮?苏联过去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害我们，还留下共产党胡闹。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给国家做事。接着又问道，你们有保人没有?
同学们回说，有。
宋哲元最后说，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盼望你们回来。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安慰家里人了。说完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办公室。宋哲元对第三师范学潮案处理如此宽容还有一个内部传言。据说，那天宋哲元推门进入办公室时，一阵风吹来，把摆放在案头的一沓公文吹落在地。他捡起一看，见是关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呈文。颇有些迷信的宋哲元，便认为此案“一风吹”是天意使然，因而即刻下令释放学生。
这是习仲勋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大人物。此刻，他们之间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一个“阶下囚”的瞬间唔面。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曾奉命捕杀共产党人、围剿革命武装的宋哲元，当民族危难之际，出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率部转战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等省，在长征抗战中坚持夜战、近战、血战，屡战屡胜。七七事变爆发之时，二十九军守卫平津一线，宋不为日军最后通牒所动，命令所部将士坚决抗日。军事裁判处处长箫振瀛也在抗战初期出任天津市市长，由此成为有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当宋哲元一九四0年病逝于四川绵阳之时，习仲勋已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陕甘宁边区分区书记，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援前线和后方建设。
习仲勋等人被带回军事裁判处，早饭后又由监狱司书领到所谓“优待室”东边的大房内。房中的桌上已放好了纸砚笔墨，司书说，每人必须写一份保证书，方可以回去。几位同学商量后，即用统一口径写下：“我们年幼无知，一心嚮往师范，日后毕了业，可以当小学教员，牌子亮，挣钱多，不料因学潮而引起嫌疑，坐了几个月监狱，以后再不念书，永为农夫。”
但是，当局并未履行无条件释放的诺言，过了十几天时间，仍没有释放的信息。习仲勋等即与看守长交涉，看守长回答说，箫振瀛代表宋哲元去郑州开会，走时没有交代此事，因此他们不能做主放人。待箫返回西安后，又把无条件放人的承诺变成了具保释放。习仲勋叔父习宗仁闻讯专门从富平来到西安，寻到一家赵姓的同乡以商辅具保。但是，在办理出狱手续时，狱方又提出必须有两家以上商辅担保，只好由赵姓同乡刻了一个假商号的图章，作为连环保，才算办齐了出狱手续。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习宗仁还特地买了三个大西瓜，送给了监狱的守员。
出狱前，习仲勋再次与尚不能立即获释的武延俊交谈，听取武对日后活动的意见。武延俊告诉习仲勋说，我的案子还未判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三原看守索的情况以及我介绍你入党和作为跨党分子的事情，宋文梅是了解的。出去以后可以与宋文梅直接联繫。习仲勋望着这位介绍自己入党的人和狱中斗争的“主心骨”，心中掠过一阵酸楚。
不料，他们此次狱中分手竟成为最后诀别。武延俊出狱后患严重精神病，在上海治病时投江身亡。几十年后，习仲勋谈起西安出狱时的情况曾说：“我们十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九人公认的领导人，我们九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的案情还未判决，当时还不知道前途如何，我们也不能多说什么，就出狱了。”对武延俊的感念之情，可窥一斑。
●历练中的抉择
古城西安的早秋仍是热浪袭人。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习仲勋正式获释，随叔父回到了家中。
此后的一年间，是习仲勋家中灾祸迭起、横遭不幸的日子。
因第三师范学潮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的学生中有五位富平籍学生，故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特别是对中共富平党团组织内部和学生家庭造成很大压力。有个别学生的家长因不明原因，甚至找到在第一高小任校长的严木三，质问严给学生都讲了些什么，并施压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安全释放，就没个完等。复杂的形势也使党组织内一些同志认识产生了一些分歧。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影响极深、安分守己的习仲勋父亲习宗德，则认为自己年少的儿子入狱，有悖于耕读治家的门风，是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