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备精良、枪弹充足，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围敌突袭之时，渭北游击队在难以实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带第二支队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转移途中，为了保证粮食补给，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还抓了几名地主豪绅作为人质带在队伍中。【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后，尚立足未稳，敌人又来心字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他们又回到心字区。游击队离开时，留下了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套筒。由于敌人残酷地捕杀根据地领导骨干和游击队队员，习仲勋和李杰夫在心字区附近一个水洞内潜藏了十多天时间。后来地方民团搜寻到这里，只是把押在洞口的几个豪绅带走，而藏在水洞深处的习仲勋和李杰夫未被发觉，倖免于难。
过后，李杰夫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便送他离开了心字区。他们以后再未能晤面。这位在中共陕西党的早期活动中有过不凡经历的渭北特委书记，最后却滑入政治歧途，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李杰夫，原名高维翰，陕西省长安县人，早年在苏联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窗，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等职，后在江苏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自首，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秘书。全国解放前夕随蒋军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党务顾问和台北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台北病逝。
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习仲勋当时对渭北苏区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十二年后，他在《关于渭北苏区》一文中，客观而求实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
●富平西区的斗争
陕西省富平县西部地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武字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对富平县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先是石桥一带的群众带长矛、大刀直接赴武字区参加庆祝大会和游行示威。接着，中共富平县党组织又发动和领导了较大规模的“交农”和驱逐国民党县长米森若的斗争。他们动员数千名群众包围县城，要求减免苛捐杂税，驱逐反动县长离开富平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很大震动。反动武装在“围剿”洗劫武字区的同时，派出四个民团驻扎在淡村、觅子、尚家等村镇，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富平西区也充满紧张恐怖气氛。
习仲勋携带枪枝来到离习家庄不远的唐家堡，在幼时的好友岳强明家住了下来。他向这位知心的伙伴叙说了自己几年间痴心不改追求革命的曲折经历和渭北根据地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失败和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争取翻身自由的斗争最终会实现的。他热情地鼓励说：“强明，我这里有枪，咱们一起再干吧!”
但是岳强明一时还鼓不起勇气，仍不解地说：“你干得好，怎么连自己的家也不肯回，跑到我家来了?”
习仲勋听了岳强明的话后，便从自己家庭和广大农民贫困不堪的生活说起，耐心地讲了许多关于阶级、阶级压迫及反抗地主封建剥削的道理，说明青年人只有投身于现实的革命斗争才有出路和前途。岳强明在习仲勋的引导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习仲勋根据他的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岳强明入党后，除掩护习仲勋的安全外，还将姚万忠等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串连在一起，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在实践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曾被国民党富平县当局关押五年之久，先后七次受老虎凳、夹指头等酷刑逼供，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出狱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在习仲勋的引导下，还有一批当地青年投身革命，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不同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习仲勋在岳强明家召集姚万忠、刘鸣凤、岳强明等人开会，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姚万忠担任支部书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壮大了富平县党团组织。接着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有二十人的富平县淡村游击队，由岳强明、刘鸣凤负责。
由于关中一带的大年馑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因而在当时解决好群众的吃饭问题就成为燃眉之急。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开始群众心存疑虑，只有少数人参加行动。这时，武字区前区游击队队长康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