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生找到教育局时，恰巧鲍从汉正在石仲伟处落座。石仲伟即当面质问这位营长：“怎么搞的，你的队伍为啥把我一个学生押走了?”鲍愣了一下说： “简直是胡闹!”遂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让石仲伟派人拿着他的名片要求放人。
习仲勋被放出后到了县教育局。石仲伟告诉他说：中共富平区委书记张祝三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宋光涛等都在抗日救国会住，你可和他们联繫。习仲勋按照石仲伟的吩咐在县抗日救国会暂住下来，并向中共富平区委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直到一九八三年，石仲伟还谈起这件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往事：“习仲勋的获释，居然在‘文革’ 中成了造反派罗织的一项罪名。当时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我，反覆质问说，既然当局下了通缉令，习仲勋为什么能随便获释?办了什么手续?我说，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是士兵们抓错了人，我们说了话就放了，还要什么手续?”
数日后，习仲勋在县立第一高小与受省委派遣视察渭北地区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倾吐了自己从三原学潮、西安系狱、开展士兵运动，一直到发动两当兵暴失败的经历。他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儘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正好程建文要去武字区巡视工作，便决定与习仲勋同行。
当天日头将落的时候，习仲勋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顶大草帽，作了简单化装后悄悄出了富平县城，夜宿洼里村程建文家。次日又赶往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见到了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习仲勋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渭北苏区的土地，他觉得犹如一阵清风扑面，长时间抑郁的心情一下爽朗了许多。离开渭北两年多的日子里，他深深眷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日夜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亲人。但是，当他回到这方熟悉的土地时，却难以抑制对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嚮往之情。
他诚恳地向唐玉怀表示：能儘快去陕甘游击队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愿。
习仲勋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了与他同村的贫苦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习仲勋在家乡发展的党员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习仲勋与周冬至又以干兄弟相称，习、周两家交往甚密。关中“民国十八年年馑”时，周冬至随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区的老爷岭定居，靠租种一些田地勉强餬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时常驮运些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回来，用以维持生计。由于他往返于北部山区，了解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活动情况，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渴望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并提出以驮盐换粮为掩护，带习仲勋奔赴照金，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了个艷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人力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一个艷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力人力独轮车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道上艰难地前行着。后面推车的是周明德，在前面拉车的是习仲勋。他们饿了啃口干馍，口渴了喝口河水，终于来到百余里以外的耀县照金山区老爷岭，在周冬至家中暂时住了下来。
●追随刘志丹、谢子长
当习仲勋历尽艰辛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时，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工农武装正经受着曲折斗争和艰苦征战的严峻考验。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随后在总指挥谢子长带领下向陕西渭北地区的三原、蒲城、富平、耀县一带进击。十三日，攻占旬邑县职田镇，击溃国民党地方民团，继而又在该县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袭击耀县照金民团。四月十八日，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并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此间，“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干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人带领的两当兵暴的队伍。只因兵暴队伍被土匪打散，接应未果。五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恢復，刘志丹出任总指挥。游击队在富平、洛川、中部、宜君作战九十余次，歼敌一千四百余名。五月底，陕甘游击队先后在甘泉临镇和东进韩城作战中失利，又转入陇东地区活动。六月底，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即在甘肃省正宁县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队伍。此间，受中共陕省委委派任陕甘游击队政委的李艮，又搞起了一场解决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的风波。在游击队内部受到错误主张严重干扰时，国民党军驻正宁县山河镇的一个团队，突然向游击队实施军事“围剿”。李艮提出了“死守五顷原”的口号，游击队官兵虽英勇作战，终因指挥失误而连吃败仗，伤亡惨重，给游击队造成了严重后果。游击队撤至旬邑县马栏镇，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的错误。八月三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返回游击队，再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率领下就地进行休整后，遂转入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