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有力的核心。班排长职务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一连吕剑人、张子敬任排长，李特生任特务长，吴彦俊、魏明山、萧颂才、张民修等中共党员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二连高祥生、吴进才任排长，习仲勋任特务长;三连许天洁、左文辉任排长，王清栋任特务长。营部刘书林任军需文书，郭立三任营部副官。李秉荣、张克勤分别任二团团部军械官和上士。该营进驻凤县后，又以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怎样及时掌握和控制这个成分复杂的连队，营委书记习仲勋颇费心思。刘书林回忆说：“习仲勋告诉我，母亲说了，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工作逐步深入。于是，习仲勋和我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有意接近，表示亲热。后来为联络感情，方便工作，习仲勋、我和风县文官模范小学的教员刘希贤与他们结拜兄弟，并拍了‘金兰照，。这张照片，刘希贤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两年间，还有一批中共党员，如田光烈、李艮、陈策、郭凤鸣、刘铭世、郭明效等分别在该营开展过工作，又因不同原因先后离开。这些为举行兵暴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适时活跃的宣传鼓动工作，唤起了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营委和连支部要求党员以个别谈话形式，对士兵群众进行深入宣传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深对党的了解，向士兵讲述劳苦大众为什么穷，共产党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地主老财为什么富，国民党及其军队就是保护富人的利益，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党组织还针对该部士兵多数是在关中大早年馑时入伍吃粮的农民，到部队后生活又极为困苦的实际，让士兵明白官长是如何喝兵血、扣军饷、吃空名字，实行压迫剥削，鼓动士兵对长官开展日常斗争，要求算伙食帐，改善士兵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习仲勋等及时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还特意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加深士兵对红军的了解。有时也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营造声势。宣传教育的实践，也考验提高了党员素质，密切了党员与士兵的关係。习仲勋特别善于和士兵交朋友，常常为伤员求医间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李秉荣也重视与士兵的感情联络，他由机枪连连长调任时，多数人恋恋不舍，有的还流下泪来。这些为日后举行士兵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组织还特别注意该营官兵与驻地群众的关係，坚决杜绝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劫老百姓东西。有时还帮助农民收种庄稼，维持地方治安。这支队伍几次移防，因驻地回民较多，他们就特别注意尊重民族习惯，对清真寺从不侵犯。使党的兵运工作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群众的支持。【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等人在一营的兵运工作，自始至终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委不仅有计划地派出党员打进该部，而且经常派巡视员来一营传递文件，了解情况，视察指导工作。第五伯昌、陈云樵、朱立凯、周凯等曾受党组织派遣，作为巡视员先后到一营巡视工作。
省委特别重视和关心兵运工作的发展，酝酿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暴动。队伍驻扎彬县时，省委委员焦仲鸣(焦维炽)曾到彬县与一营地下党组织讨论举行起义问题，后分析外界条件.不具备，特别是无可靠力量配合，只好作罢。警备第三旅进驻凤翔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又来到一营，秘密召开了三天营委会议。李杰夫提出一营立即举行兵暴，拉出队伍，奔赴苏区。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兵暴后，兵力更为孤单，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因而没有采纳和执行李杰夫的意见。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该部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信。该营四个连长，被换了三个。一连连长张远信，被曹润华挤走，调来国民党宝鸡县党务指导员韩生信当连长;三连连长也同时易人。机枪连连长李秉荣，被调入团部任军械官。一九三二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作出一、二营互换防地的决定，即将一营再向西南山区移动一百余里，进驻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换防却成为一营兵暴的引定点。
已是阳春三月，但陕西西部山区，冰雪未化，寒气逼人。冷风中一营士兵的衣衫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还没有穿上。当他们听说队伍要拉出陕境，开往徽县、成县，并得知那里更是山大沟深，气候严寒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在全营蔓延开来。此时，党组织能否掌握队伍，避免分散，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习仲勋急在凤县西门外召开营委会，商议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队伍，士兵政治觉悟提高，嚮往光明。特别是换防的消息传出，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他进而分析，一营驻防地远离团部，周围驻军又少。虽然驻甘肃省徽县、成县的本团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