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桿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桿子拿在农民手里，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把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是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权，打开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出狱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与敌人有利，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理有根据地开拓和发展。虽然少了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坏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闢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迴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极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狗热枕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了个好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多方面的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的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干扰，经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繫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陕甘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绩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毛泽东称讚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陕甘边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雄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讚扬!”
第08章 两下关中
●周恩来的叮嘱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是新年刚刚过后，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间却泛出丝丝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共红军到达陕北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及时处理了使西北党组织和红军濒临绝境的错误肃反问题，克服了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相对安定和稳固的局面在根据地出现。
从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为之感动到兴奋。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以更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整个时局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又製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野心勃勃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并迅速席捲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为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与之相应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的制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做了直接准备。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红一方面东征山西。习仲勋深知，这是中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重大决定。他回忆说：“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之后，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慈，西有甘肃、宁夏国民党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根据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