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住关中特委近两个月时间，对于加强处于国内政治形势重大转折时期关中特委的领导，正确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的方针政策，顺利开展的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关中特区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五月十五日，习仲勋与张策等人作为关中特区的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城内二道街礼堂举行的陕甘宁特区的第一次代笔大会。他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边区工作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斗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製得模范区域。”习仲勋深感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为做好特区工作指明了方向。代表大会选举了由执委十七人、候补执委六人组成的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习仲勋当选执委。这是一次民主团结大会。在大会上，习仲勋和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等你多数代表，对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过去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但代表们还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继续选举他担任特区党委书记。习仲勋与李维汉在关中特委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数十年中，这种革命情谊更是历久弥深。李维汉对关中特委尤其是对年轻特委书记习仲勋的影响颇佳。他在离开关中一个月后就写了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党的工作》杂誌上。文中对习仲勋及其主持的关中特委工作给予较高评价，称誉“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得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关中从志丹同志等那时起，是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如刘景范同志、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高岗同志等都参加过。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苏维埃及分配土地，但计划未完成，‘围剿’又开始了。在关中主力部队调走后，关中党在那里是坚持了胜利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扩大了，游击队和群众是表示了无限的英勇。在去年‘围剿’中，关中在游击战争中是模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年逾八旬、体弱力衰的李维汉在病中写的回忆录中，还以生动朴实省委笔调记述了此次关中之行及与习仲勋的交谈。他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我从保安出发。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间道去关中特委，在哪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的影响，张邦英打个招呼，相互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耀县桃曲河，见到特委书记习仲勋。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们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在关中特委住了约半个月，得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约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张策在淳化县城见了他。他告诉我们，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局面还是不稳定。我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计划。我当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耽搁了一些日子，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通讯员就赶着送来中央给我的电报，说两党谈判有进展，总的和平局面已定。省委结束，人员回延安。我回去同习仲勋谈了，请他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之后，扔向省委驻地点头镇前进。”
习仲勋对李维汉十分敬仰和关心。一九八四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习仲勋好几次去医院探望。他很想和李维汉长谈，但为了不影响李维汉的健康，使他静心养病，有不得不早点儿默默离开病房。八月十一日，李维汉不幸逝世。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一文，他神情地写道：
“敬爱的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已有一个多月了。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想起他时，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现在全国各民族正在迎接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到来这光辉节日，越临近时，越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六年四月，李维汉生前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出版，习仲勋又欣然为之作序。序中说：
“维汉同志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毕生精力，投生于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联繫在一起。
维汉同志生前，曾向我谈过他撰写回忆录的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生活，适当联繫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