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接着结合自己的亲自经历，讲述了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展过程中陈家坡会议，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阎家洼会议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思想斗争。他列举事实说明，根据地建设一旦受到“左”倾路线极其执行者干扰时，就出现挫折，就遭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他严词批判杜衡推行王明路线给苏区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春，正是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的时候，在这时红二十六军是由以后当了叛徒的杜衡领导的，当时他在红二十六军当政委。这时虽然部队正式改编了，所谓一个团，实际上兵不满三百，枪不足二百。杜衡当时的领导就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所以他未来红二十六军前，就口头上喊陕甘工农游击队是逃跑主义，不能再陕甘边一带领导群众斗争。事实上他来以后，以他口头上的所谓正确领导，执行一条“左”倾路线。他为了提高自己，中间回过一次西安，和陕西省委作斗争。第二次回来时，杜衡的思想变得相当坏了，眼看着就要离开革命队伍。他从合水的黑幕原给后方写了一封信(那时后方就是现在的照金)，他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我也是非常简单的，懂得的非常少，确实是在那里摸索。我觉得这不大妥当。陕甘边苏区虽然不大，但是党和红军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和巩固的根据地，但那些地方还有广大的群众，我们说，离开陕甘边苏区不发展，另外又要创造什么新苏区，这大概不大妥当，当时我们写了个意见信，也没有引起杜衡的重视。后来，打陕北创造新苏区的计划行不通，就来了南下，即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那时整个路线是不正确的。这时开了一个南下会议，这个会议我没参加，据说当时会场的情景，就是杜衡一再坚持要打到南山区，创造谓华苏区。强调谓华那里有过去群众暴动的基础，那里地形也好，在物资补充方面也比较容易。他最主要的是提出和四方面军呼应，和鄂豫陕苏区取得联繫，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难敌”。所以在这样的煽动情形下就南下了。当时杜衡的领导，完全是对党内采取个人统治的办法，不仅同志军队，而且统治了地方党，一切是个人说了算。这次会议没让王世泰参加，王世泰是当时的二团团长。他不知道这件事，一直到过了渭河经过灞桥，王世泰说则么办呢?一股劲向南走，这才知道是南下。二团一南下，就全军覆没了。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他接着说，由于陈家坡会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了错误思想干扰，继而又提出了新的整军计划，南下失败后的红二十六军才逐步恢復和壮大起来，，把几十个游击队编到红二十六军部队，在三原武字区、照金苏区，还有合水的北部、庆阳的南梁、保安一带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所以从这里以后，在总的政治路线上，仍以创造陕甘边苏区革命运动的形势，恐怕另外是一个情形，红二十六军也不会重新建立起来。不到处开展游击战争，不组织领导群众，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习仲勋讲的第二个问题是陕甘边党内在各政策上的争论和斗争。他指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正处于巩固和扩大时期，外部国民党武装加紧了军事“围剿”。边区还缺乏大批经过斗争的中下层干部，加之又长期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繫，因而在这个情形下，要想非常坚固、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
习仲勋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陕甘边区、陕北苏区肃反和肃反带来的恶果及革命遭到的损失。他严肃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强加给陕北边区党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取消主义”、“逃跑主义”、“稍山主义”、“枪桿子万能”、“浓重的土匪色彩”等种种罪名。他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稍山主义不错呀!没有稍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他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区党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窜山林主义，枪桿子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以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稍山主义。他风趣生动的话语博得与会同志一阵笑声。
习仲勋在发言中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是在肃反开始之前，组织了小代表团，我是小代表团之一，那时上有大代表团，下有小代表团，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团。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便开始了。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即分清是非，有团结同志，对在肃反中严重错误的人提出批评，主张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丑”，敢于承认错误，才能有利于找准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改正错误，轻装前进。他形象地说，几位同志发言中都说到要人家帮助他“脱裤子”，把问题搞清楚。脱裤子变成脱帽子，露出一个光头来，什么具体错误事实也没有，只是笼统地承认错误，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疯子打架一样找不出个原因来。如果是这样子，怎么能改正错误呢!这个大会重要的是要把陕甘边区党的历史的问题搞清楚，是我们党今后更加一致，更加统一，更加一元化。如果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