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绥德专员的杨和亭回忆说：“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没有回西北局，就直接到了绥德地委纠偏。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向我详细了解绥德地区土改情况。第二天一早，义合延家川几个农村向我反映说：义合和延家川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八十多人。我回去当即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他听罢即给西北局写了纠偏电报。”
一月四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
(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僱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係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
(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即于一月九日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繫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一月五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七八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九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前委委员的习仲勋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紧张奔波中。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九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了解到，各县普遍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但是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在已开展起来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人为了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塔斗一个反动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斗，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麵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八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弔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习仲勋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