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和华北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来大强量的贪污、浪费现象，特别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老革命、高级干部也发生了贪污腐化问题，印证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预见的，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这使毛泽东非常震惊，深感不制止这种现象，党就会被严重腐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的任务就有落空的危险。于是，中共中央又在十二月一日和四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判大会，果断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反对贪污腐化的决心。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十月二月七日召开增产节约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和灞西安市各直属机关的党员干部一千四百余人参加大会。习仲勋月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为开展这一运动，必须首先进行一次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是当前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只有在开展这个运动中间，在开展这个运动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很有成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批评了有些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不正确认识，提出了在工农业生产和商业、金融贸易各行业应该采取的措施，并针对有人认为西北地区贪污不严重的说法，列举典型事例予以驳斥。他说：“贪污案件的不断发生，是国民党作风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侵蚀我们的肌体，相当数量的干部在蜕化的道路上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这说明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强调：“这一切情况，说明了虽然我们去年曾进行了反官僚主义、反铺张浪费的整风运动并得到了很大成效。但今天仍需要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闢道路。”他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检查总结工作，以民主的方法，在短期内集中力量进行这一整风运动，为明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打好思想基础。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指导运动，习仲勋于第二天召集有西北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署、法院、财委及人事部负责干部参加的座谈会，用一整天的时间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办法。会上反映的大量问题，使习仲勋感到震惊：
贪污现象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很惊人的。检查署、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八十余亿元(旧币)。其中陕西五个专区的材料即达三十四亿元(旧币)。这只是很明显的已经暴露出来的案件，估计只占实有贪污案件的半数或三分之一。财经系统、公安、司法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严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中，驻北京、天津、上海等处办事机关中，都有不少问题。税务、贸易机关中问题也很多。仓库保管干部偷卖粮食、出卖粮证事件，已发现多起，有内外勾结偷粮一二十次之多者。银行系统也有漏洞。……一般党政机关的总务部门也有不少问题。甚至陕西省保育院发麵粉都每袋偷出几斤。区乡干部中敲诈勒索现象发展了。……凡大一点的贪污案件都牵涉颇广，且多半与奸商勾结。集体贪污在贪污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数量。贪污行为已经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年半来共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一千四百余人。
习仲勋深深感到：“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他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说：“这是由于在胜利的和平环境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传统恶习，猛烈地侵袭我们。在实行大量招收和包下来的两项办法中，有不少贪污腐化分子混入党、政、军机关，尚未被清洗或改造。老干部数量少，经验不足。其中有一部分经不住新的考验，发生了变化，自己放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被拿着糖弹的敌人所征服。贪污分子中，旧人员和新招收来的分子占大多数。凡旧人员和新招收人员越多的地区和部门，贪污现象也就越严重。这是大胜利、大发展局面下必然会有的一个阴暗面，二中全会早已指出这个危险。”他从严重的问题中感到：七届二中全会的预见和所规定的防止腐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检查西北地区两年来的工作，习仲勋认为：“过去还很难抽出时间和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半年来我们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并处决严重贪污分子十六人。因宣传不够，作用不大。”
习仲勋忧心忡忡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坚定地表示：“今天，可说已到紧急关头，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准备抛弃，步数蜕化分子，挽救多数犯错误分子，并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教育，为今后加强经济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如果再迟了，就必然会毁坏更大数量的干部，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并汇报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安排部署：“我们计划于十二月下旬开始整风，各地都集中力量，在短时期内进行，最迟于明年二月中旬结束，准备即由开展反贪污斗争开头;紧接着检查各种浪费现象;最后联繫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