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区共消灭各类匪特近九万人，平息武装叛乱多次，盘踞在甘青两省的马家军残部被打垮，匪患基本肃清，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收服项谦
收服昂拉部落千户项谦，是习仲勋领导剿匪斗争的成功之举，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才略，受到毛泽东的称讚。
昂拉部落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东南贵德县尖扎滩地区(今尖扎县)，距西宁一百五十余公里，有藏民千余户，三千七百余人。这里西边和北边有黄河峡谷天险，东边和南边高山环绕，易守难攻。项谦是昂拉部落的千户，解放初还同人民政府有联繫。一九五〇年八月，他再次到西宁向人民政府表示归顺和悔悟，但回到昂拉后又背信弃义。贵德、化隆、循化等地匪特及马步芳残部先后逃至尖扎滩一带，他们相互勾结，企图武装叛乱。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挑唆下，项谦公开与人民为敌，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军，自任军长，武装侵扰当地和邻县人民政府与群众，甚至袭击人民解放军。他自恃拥有两千余武装，地形又十分有利，认为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拿他没有办法。十世班禅、喜饶嘉措曾两次写信和派人争取，都没有效果，中共青海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人对争取项谦也失去耐心。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和七日，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北军区分别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请示，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项谦问题。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电示习仲勋和中共青海省委：“应该推迟进剿时间，而加紧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二十一日，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多次电示中共青海省委后，又一次发电指示，要求省委、省政府领导人张仲良和赵寿山继续说服项谦，同时组织藏族上层人士给项谦写信，加强政治争取工作。但中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仍坚持军事进剿的意见，于二十五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和中共中央，详细陈述军事进剿的理由。
收到电报后，习仲勋心情焦急，经过审慎思考，于三十日致电中共青海省委，严肃地指出：
九月二十五日电悉。请务必按照中央九月十八日电示：首先做好政治进攻工作。赵(赵寿山)张 (张仲良)信件是否写好发去?其他藏族人士写信是否也办好了?中央指示此项办法必须补做;做了，而未曾做得很好，必须重新做好。
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要的条件。喜饶嘉措还主张继续争取，这点很值得注意。我们以为还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和如何提出适当条件，以及如何驳斥项谦无理的意见。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还有其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这次政治进攻办得更好。对昂拉问题，西北局一直主张政治瓦解，无效之后应当军事进剿，只是考虑到怎样才对我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利。慎重考虑问题并不等于不打项谦，而是打不打，怎样打才对我完全有利，急躁情绪是要时刻防止的。我们对牧区藏族各部工作，应当说并非已经做好了，说我们已经站稳脚也似乎过早，不但川、康(西康)、甘、青边境藏区许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们也还有不少未曾走进去，甚至未拉上手的。我们顾虑的就是对这些庞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工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令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诸多不好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我们在严格警惕防范、积极准备进剿之外，从以上方面再加考虑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如果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项谦等即使嚣张一下，恰恰使他们更加孤立。
习仲勋对项谦问题的考虑，并不是单纯局限在争取昂拉一个部落上，而是着眼于广大藏区的工作。中共青海省委仍然坚特原来的想法，十月五日又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军事讲剿。习仲勋立即给张仲良打电话，说：“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同时把中共青海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前后四封电报一併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习仲勋的意见，指出：“青海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电对昂拉部落不提中央九月十八日指示电所强调的进一步采取政治斗争的办法，而只要求立即实行军事进攻，是与中央指示电的精神不符合的”，“中央同意西北局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七日復电。望青海省委即与喜饶嘉措等商定适当条件。第一步先将紧张局面缓和下来。”西北军区也于十月六日指示进剿部队：“对青海贵德昂拉区之进剿，根据西北局电示及气候关係，同意今年不进行军事进剿。”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青海省委派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及许多藏族部落头人到昂拉，多次与项谦谈判，但项谦一意孤行。一九五二年春，叛匪到处抢劫，不断袭击人民解放军，致使附近地区形势混乱，一些藏族部落头人产生动摇，带着武装前往昂拉，事态日益严重，军事进剿时机成熟。四月九日，中共青海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我们认为过去坚持争取是正确的，但在动员各族上层争取了十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