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仍有一线机会，都必须坚持政治争取工作。”
习仲勋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在开展牧区工作的步骤上，是首先抓紧安定秩序，开展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干部三项基本任务，其他各项工作则依据情况，逐渐推进。”这就廓清了在牧区工作上的政策界限。他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处理党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他说：“有很多事情，明天办是好事，今天办就是坏事。如定居比游牧好，但在今天尚无定牧的条件下，组织牧民定居，便害了牧民，害了畜牧业。所以‘一切决定时间、地点和条件’，离开具体环境去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准的。”他认为，一些领导干部在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即“只看到顺利情况的一面，忽视了困难情况的一面;只看到阶级关係的一面，忽视了民族关係的一面;又不是从各少数民族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而是搬用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去看那里的阶级关係;对于封建阶级和上层分子，只看到他们残酷地压迫、剥削群众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多数人尚与群众有某些联繫、有共同民族情感的一面;夸大了他们与群众对立的共同性，忽视了这种对立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性;对于牧主阶级，只看到它在政治上封建落后的一面，否认了它在经济上尚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对于劳动群众，又只是看到少数先进分子的一面，忽视了真正广大群众的一面;只看到了甚至是夸张了群众要求进步的一面，却忽视了群众尚被许多传统的落后影响所束缚的一面;对极复杂的宗教问题，也只看到它在少数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衰退的一面，而忽视它的渗透群众生活的诸多方面。这样，便不能了解各少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全貌，不懂得必须在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不能领会在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上层分子和分化敌人营垒的特殊重要性”
习仲勋还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有时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的倾向，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一书中的分析，着重说明不能把宗教当做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便已有了朴素的宗教观念，宗教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群众面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而求助于神秘现象的表现。封建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们製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由此，他强调说明统一战线在新疆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党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组织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与汉族地区比较，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广泛，除开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以外，各民族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重要人物和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八月五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上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次会议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耐心说服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不仅是讲求方法，更重要的是讲求效果。这次会议的效果很好。关内来的干部和本地干部都毫无拘束地讲了话，大家都把事实摆出来，大家都开动脑筋，分析问题，辨别是非。”“这样，问题弄清楚了，基本政策思想都一致了，结论也就容易做出来了，大家都提高了。”
会后，习仲勋专门就这次会议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讚赏：“习仲勋同志的报告很好。”
随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精神的贯彻，新疆牧区出现了新的局面。由于政策对头和积极争取，阿山地区的谢尔德曼、胡尔曼两股匪部五十二人向人民政府请降。一九五三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调查小组，在四个月的调查后写出的《新疆牧区调查报告》，也证实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后“牧区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的情况。报告以一个县为例，说：“新疆情况最复杂的地区是富蕴及其周围数县，尤以富蕴最甚。我们在这个县住了月半有余，大部时间又住在游牧部落。据知该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曾经跟乌斯满，去年八月前又有谢尔德曼、胡尔曼等叛乱，致生产停顿，牲畜减少，牧民生活困难，人心不安。解放后，尤其是去年分局党代表会议端正牧区政策后，叛乱停止，秩序安定，大家都能安心生产。今秋和去年八月前相比，该县人口从九千余增至一万九千余，牲畜从三万余增至十万余(不完全是繁殖大部是从外地搬回)，农田由大部荒废到不仅全部恢復而且又扩大一倍。县城商民由不足七十户增至二百余户，由高价买不到麵粉、油、盐等日常必需品，到基本上可以供应，并且价格降低一倍以上。去年八月前一市斤麵粉两万四千元(旧币)还买不到，现在降至五千元一斤。牧民安定后，扩大生产，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去年至今春该县对贫苦牧民又作了三次救济。牧民享受这种安定生活，无不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新疆》一书，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