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干部作风问题。从这里的情况来看，经过整风整社，“五风”被狠狠地打击了一下，干部的作风确有很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很不彻底，很不巩固。不好的作风破了，新的作风未立。许多干部工作方法一般化，靠打电话、听汇报、发指示、统计数字来指挥工作。有点像蜻蜓点水一样，飘浮得很，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真理。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任务来了，就由上往下布置，很少跟群众商量，不走群众路线。目前公社实行的派干部驻队、分片包干的办法，看来很有问题。一个驻队干部权力很大，什么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包办，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党委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都被他破坏了，队干部也难于提高，学不下独立工作的能力。现在一二类社、队的问题反比三类社、队的问题多，群众的情绪也较差。对这两类社、队的整风绝不能忽视，而且越早进行越有利。在过去的“民主补课”和整风整社当中，有一批干部被搬掉了，换来的一批干部多数未经过整风教育，工作作风也不够纯，有的甚至很坏，至今社、队领导核心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在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核心都需要无例外地进行一次严格的整风，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把干部的作风彻底转变过来，从而把工作大大推向前进。
习仲勋在长葛调查中强调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告诫调查工作队成员，要密切联繫群众，向干部群众虚心学习。首先要依靠县社干部，没有他们当嚮导，我们两眼一抹黑，就不知道怎样工作。有了他们的配合，就可以更好地接近群众，和群众没有了隔阂，就容易深入了解真实情况。
在调查中，习仲勋十分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在长葛时，他对一件事情印象极深。当时长葛由于在“大跃进”运动中深翻地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前任县委书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脑袋发热，独断专行，铺摊子、摆阔气的浮夸风很严重。在县城搬迁过程中，新建设的县城仿照北京东西长安街设计建筑，有像北京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县委县人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列在宽阔的马路两旁，占用了大量农田。为此强迫农民拆迁，甚至动用民兵武装强制推行，基层干部中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之风相当普遍。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下达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由于贯彻不力，问题仍很严重。 “五风”虽被遏制，干部中新的好的作风仍未建立起来。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群众生活标准很低，甚至主要依靠红薯干度日，加之刮“共产风”后退赔很不彻底，群众颇有不满情绪。习仲勋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你们县级机关的基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事，做了许多工作。延安是革命圣地，毛主席在那里领导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郑重地建议长葛县要把所有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每年都拿出来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这样振聋发聩的批评，是很少见的，使在座的干部很震惊，受到了极大教育。
但是，长葛也有人在私下议论说，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都来过，中央部长级干部来过的不少，甚至有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过去中央冶金部部长高扬文把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个报告，结果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这些议论传到习仲勋那里后，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的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他!习仲勋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心繫人民群众的品格，受到了干部群众的讚赏。
在长葛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习仲勋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长葛人民一直惦记着他。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长葛县城关公社八七村(即原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的党支部全体成员及干部群众，给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写信，汇报了宗寨村从一九六一年由富变穷，二十四年后又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
十月二十日，习仲勋正在出席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百忙中抽出时间覆信长葛县八七村干部群众：
看到你们九月十二日写给我的信，不胜欣慰之至。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