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勋成为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另一个活靶子。
从九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被说成是他们的反党纲领，进而诬陷习仲勋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场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格刚直的习仲勋郑重地向党中央写信，说明自己与小说《刘志丹》的关係。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前后。当时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记述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李建彤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担任国务院监察部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因为小说的
第27章 “文革”遭劫
习仲勋到洛阳之初，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然而，准也没有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习仲勋再次被捲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
■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在习仲勋去洛阳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已经在北京颳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篇文章对北京市副市长、着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不久，又有文章把《海瑞罢官》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繫起来。康生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毛泽东又一次支持了这一说法，并在小范围内谈话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一批判已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大批判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