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实、胡启立时，他对身边的人和许多工人群众说：“这样随意点名批判中央领导同志是不妥当的。胡耀邦等同志，我了解，他们都不是坏人。”
有人问邓拓是不是叛徒，他回答说：“邓拓过去在晋察冀搞报纸工作，解放后在人民日报社当副社长、副总编辑，坐过监狱，我没有听说有叛变行为。”又有人追问邓拓的根子是不是彭真，习仲勋肯定地回答说：“不会是。一九五九年研究邓拓工作时，我参加了，在北京经常见面。”
在此期间，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政治部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号召，要求全厂职工以焦裕禄为榜样，为建设大庆式的洛阳矿山机器厂而奋斗。焦裕禄曾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过八年，在厂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习仲勋认为，在当时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工厂生产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大力提倡焦裕禄精神是非常适时的。习仲勋无论是在车间劳动还是开会，或与大家閒聊，都大力宣传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职工群众坚守生产岗位，排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干扰，当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了所谓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开始流行，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始终没有忘记诋毁习仲勋，多次在不同场合诬衊他，说小说《刘志丹》反党，为高岗翻案，大肆煽风点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洛阳的学生和职工群众也相继卷人，纷纷成立红卫兵、战斗队等造反组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批、揪斗现象随处可见。洛阳矿山机器厂儘管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但厂区也贴满了大字报，不时召开批判会、辩论会。此时，关于习仲勋“反党罪行”的流言蜚语，也传得沸沸扬扬。【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