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省委常委除少数留在机关外，其余都下到基层去帮助指导工作。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分赴肇庆、佛山、韶关、汕头等八个地区和所属的七十多个县、市，参加地、县召开的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规划，同时帮助组织春耕生产。由此，拉开了广东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
习仲勋带领的工作组，二月五日晚一抵达肇庆就开始工作，听取地委工作汇报，与地委和各县、市委书记座谈。七日，习仲勋参加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个会议精神，把工作做好。要拨乱反正，要把好党风重新恢復过来。他鼓励地方干部要大胆地干，“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胆子大一点”。
二月九日至十七日，习仲勋一行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和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座谈，又同一百三十多个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与他们讨论方针政策问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以及山区以林为纲、全面发展的问题。习仲勋向大家说：“这次各县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归功于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央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有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他说：“今年起，我们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抓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要集中力量打好农业翻身仗，把农业搞上去。”他指出：“要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搞好农业生产，还要把政策搞对头。首先是干部政策、人的政策的落实，经济政策也要认真落实。政策不落实，就不可能安定团结，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係，坚持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保护好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印发了习仲勋在肇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对习仲勋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基层，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了专题报导。
八个工作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勋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问题，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障碍，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从思想上弄清是非，拨乱反正。思想转不好，工作重点也转不好。
思想的统一，推动了工作上的突破，全省农村开始恢復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但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发起挑战，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广东有的社队就开始恢復六十年代初曾经实行的“包产到组”，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还实行了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一九七八年冬，省委在全省冬种生产中普遍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南方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宣传各地落实“三定一奖”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由于省委的提倡和推行，这年冬种全省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加强了田问管理，各种作物长势良好，经济收人大都有明显增加，干部群众反应很好。同时，也出现了个别生产队分队和包产到户的情况。这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 (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并广泛征求各地、市、县的意见。
习仲勋对广东各地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要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繫产量计算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
二月四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提出各地大田生产可以普遍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繫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繫起来”，“解决了只顾数量挣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产量联繫到作业组，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联繫产量，超产奖励，把劳动成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