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解放思想，立新破旧。长期以来，在理论研究方面，“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一些过时的旧观念、旧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一些违反学术民主的粗暴做法，使理论研究不能形成良好的气氛。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新的思想和观念。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新发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应当看到，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们各个领域里一直是被“左”的思想束缚着而不自由。另外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的观念和习惯也还在我们的头脑里发生作用。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回顾一下统战工作，通过实践的检验，树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破除已经过时的旧观念。
三、要团结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 形成一支广泛的统战理论研究队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进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研究，也要发动党内外的同志共同参加，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同志们迈开自己的双脚，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使自己不断地增长见识，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四化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次会议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非党人士一道参加，共同研究和讨论问题，这个做法很好，应当贯彻到今后的统战理论研究工作中去。
四、要加强领导和协作。近几年来，统战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开展，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再一条是党委统战部门出面抓好组织落实工作;第三条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习仲勋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緻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人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习仲勋始终关注民族宗教问题。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谈到统战工作时，专门讲了民族宗教工作。他说：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准备讨论一次。民族问题，方针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结合各地的实际贯彻执行的问题。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其实民族和宗教是分不开的。有的民族，没有宗教也就不成为一个民族了。我们现在说的宗教狂热，要加以分析。为什么狂?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习仲勋对民族宗教工作中的问题之所以看得这么准，得益于他过去长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区的工作经历。因此，在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时，就显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一九八二年，在习仲勋的正确指导下，有关方面妥善地解决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呼喊派”反动组织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呼喊派”创立于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传人中国，以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邪说，煽动群众在聚会时尽力“呼喊”，遂被外国势力利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政府，图谋“改朝换代”。八十年代初，“呼喊派”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发展，随之蔓延波及全国十九个省市。
习仲勋是从公安部的材料上了解到“呼喊派”问题的。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当即批示：“国外基督教、天主教利用我国的开放政策，千方百计向我国内渗透，并煽动反动教徒骨干分子企图组织一股反革命势力，纠集信教群众公开反对党和人民政府，抢占教堂和聚会点，围攻公警人员，哄闹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气焰十分嚣张，欺我软弱，如不给予严厉打击，则将会蔓延扩展，为坏人效尤，‘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也会参加进去，兴风作浪，乘机闹事。这是一个极不安定团结的潜在威胁。”他提出要“及早研究制定综合治理办法”。
按照习仲勋的批示，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国务院宗教局当即组成调查组到有关省区调查，并向中央写出调查报告。报告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个组织是极为反动的，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必须看清所谓“呼喊派”特别是其骨干分子的反动本质及其极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习仲勋仔细阅读了调查报告，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致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各地出现的‘呼喊派’问题，确实严重，不容忽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并提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策。
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在深刻分析这一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