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玉溪地区还考察了五个农贸市场。这里商贾云集，赶集的群众川流不息，市场交易十分活跃。有些市场每逢集日少则一两万人，多则三四万人。市场上各种农副产品、土杂製品、日用百货极为丰富;饮食、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应有尽有，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边境地区的红河州，州委副书记董恆秋兴奋地告诉习仲勋，过去有些干部群众对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缺乏正确认识，担心会使“党变修了”，现在则说“吃的是七十五号文件的饭，喝的是十三号文件的酒”。
习仲勋出身农家，一直关注着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当在云南看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群众生产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他打心眼里高兴。他想只要政策对头，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对此，他感受十分强烈，思考了一些问题。三十日回到北京后，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送给胡耀邦和党中央。
习仲勋在报告中肯定了云南省的工作后，指出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除走私贩毒和贪污受贿外，还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搞非法串联，。扰乱社会秩序;一些刑事犯罪分子不断製造恶性案件，偷盗抢劫，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些怪事。比如，去年九月，有两个反革命分子在蒙自县城大街上连续发表反动演说十七天，竞没有一个人揭发制止。他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其因素虽多，但最重要的还是与领导班子有关，有的涣散软弱，有的“三种人”没有得到彻底清理，有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纯的情况。
在报告中，习仲勋认为当前农村工作中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当前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确实很好，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有的基层同志注意支持、奖励和宣传少数“冒尖”户的多，对劳动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讲得少，因而对如何关心、帮助和扶持困难户发展生产、逐步改善生活，对认真落实优待军烈属、保障五保户生活的政策却有所忽视。农民盖新房的越来越多，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现在一般都占地较多，而且是占用良田，必须解决好统一规划和节约用地问 题。还有不少地方农副产品大量积压，亟待处理;有些土特产品由于加工不善、包装不好，而影响销路和价格。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和国务院虽已有明确指示，但要认真贯彻执行，还要费很大力气，做很多工作。再就是，在目前农贸市场已经相当繁荣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和加强管理也是个大问题。此外，还有些工矿企业对周围环境污染严重，没有或没有完全治理，群众意见很大，工农关係紧张;边远、贫困地区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还有不少困难等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二，切实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加强对于部、群众的思想、政策教育。要大力宣传劳动光荣，鼓励劳动致富，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划清是非界限，澄清糊涂观念，批判错误认识。要经常动员和组织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工作者到农村去，到一切需要去的地方，调查研究，帮助工作，从各方面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如现在每场集市的上市人数都是成千上万，但根本见不到我们的任何宣传活动)，抵制封建思想残余和落后腐朽思想的侵蚀。还要继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和健全基层组织，继续加强民族工作，解决好遗留问题。
二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情况通报》上摘要刊发了习仲勋的报告。
■情系延安
习仲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多年战斗和工作在西北地区，对革命老区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我是一个老延安，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虽然是个关中人，但在陕北的时间最长。从内战到抗战，直到解放战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晚上退出延安，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收復延安，整整一年一个月零三天，我们又回到了延安，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进了西安，但我从此再没有回过延安。但是，习仲勋惦记着延安的建设和发展，关心着延安人民的生活与冷暖。只要陕西来人看望他，他都详细地询问延安的情况和群众的衣食住行。一九七八年，习仲勋刚復出到广东工作，从一份材料上得知陕北老区有些地方的群众还吃不上小米时，他为之动容，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延安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徐金山和地区计委、工业局负责人来北京，习仲勋百忙中抽出时间，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他们。
习仲勋一见到他们就亲切地说，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我很想知道陕北的情况，延安的农业、人民生活、生产责任制等情况到底怎么样，咱们可以随便谈一谈。
当徐金山汇报延安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两种形式时，习仲勋急切地问，这两种责任制你们觉得怎么样?徐金山回答说，实行这两种责任制后群众有饭吃了，基本不讨饭、不吃返销粮了，还修了不少石窑洞。习仲勋询问了延安粮食产量、农民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