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着急，有船开过来，我们看得见。”刘孟说。
海面上确实没有那艘铁锈色的船。过了一会，连普通的渔船也看不见了。
我们走到了码头的上方。公路拐了个急弯。路边有一眼小杂货店，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庙子湖方向。
小店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卡车，旁边立着两位军人，他们的眼睛也盯着庙子湖方向。其中有一位是军官，很年轻，看见刘孟走下来，朝他挥挥手。
刘孟和军官的交情好像挺不错，他们热情地握手、寒暄。刘孟说他在接待省里来的记者朋友，昨天想到部队里去，可是打不通电话。军官听了，连叫可惜，过来和我握手。
“今天晚上住我们部队，那里的条件比村里好。”军官说。
我说，我今天得回去了。
“到这里不容易，多住几天再走。”军官说。他肯定以为我是来旅游的。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谢谢你了。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在我的一张名片背后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是浙江淳安人。
“起大浪了，航船来不了。”军官说。
人越聚越多，他们中有的是要出远门的，拎着行李，有的是来送行的，他们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有一位西装革覆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外来人——从怀里掏出一隻大哥大，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他准备打电话到庙子湖，问问船期，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很快，失望又重新在人们的脸上瀰漫开来。他们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念叨着“航船”，这使我想起昨天航船进港时我站在船上看到的情形，他们翘首以盼，那情形就像现在一样。航船是他们每日的希望，是他们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来，有时候却不来，人们就在来与不来之间忍受着煎熬。在某个不眠的晚上，在所有的亮光都消失以后，黑暗中他们也许会睁开眼睛，并且想起航船，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能将他们带出东福山，带往幸福生活的力。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今天是东福山一户人家送亲的日子，新郎在庙子湖。谈话的人中很多都是新娘的亲戚，他们也在巴望着航船，心情比其他人更加着急。到了九点钟，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说航船已经停开了，人群顿时像蜂窝一样变得乱鬨鬨的。有个汉子，大概是新娘的兄弟，从人群中衝出来，跑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向他藉手机。他一隻手握着手机，另一隻手飞快地按着机键，然后嘴巴对着手机一通乱吼。他在和庙子湖的新郎家联繫。对方答应他立即把渔船开过来，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我鬆了一口气。如果来得及，我还能赶上开回沈家门的“东极号”，那样我就能在明天返回杭州了。
“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明天一定有航船吗?如果没有怎么办?”
我、旭光和刘孟又待了一会儿，感觉迎亲的渔船要来了，就步行回村委办公室收拾东西。刘孟打算跟我们一道走。他准备去镇政府转转。我们从村里下来时，遇上了送亲的队伍，热闹、缓慢、“悲伤”地走向山下。新娘穿一件红色的婚纱，低着头走在迤逦的队伍中，神情甚是悲戚。新娘的脸白得像海贝，但是脖子很黑。队伍中有两位“炮仗狗”，每走几步就朝空中扔一隻炮仗。炮仗在空中翻个筋斗，然后炸为两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队伍末尾跟着六个悲戚戚的女人，其中有位颤颤巍巍的老妪，脸上的皮肤像岩石一样又皱又硬，一隻手拎着铜火盅，另一隻手放在火盅盖上。
距离航船码头只有几十米时，队伍折向了西边——浪很大，迎亲船已经无法在航船码头靠岸。队伍弯过一座山嘴，前方出现一座小桥，骑在两块岩石之间。这是小岛上唯一的桥，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老妪在桥的这一端停下，新娘转身从老妪手中接过铜火盅，它是神圣而朴素的，是未来生活的必要保证。
“就送到这里了。”老妪说。
队伍继续向前，前方就是码头，码头边有一艘船，船上站着几名汉子，然而我定睛再看时，船不见了，再看，它又出现了——它一忽儿被海浪高高地托起，一忽儿又被重重地甩下。
刘孟对我说：“我们还是明天再走吧，太危险了。”
我站在岸边，准备伺机跳过去。船浮上来，两个汉子伸着胳膊，稳稳地站在甲板上，我正准备跳，船却急遽地沉下去，一下子离得有六七米远。我吓坏了。
岸上的人每次只能跳过去一个，船上的汉子把他接住时，船会随海浪的后撤急遽地下沉。船被下一个浪头送上来，这时岸上的人再跳过去一个，要果断地跳，要在一秒钟之内跳出去，否则要等下一个浪头……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跳。
新娘、伴娘、我、旭光，还有其他送亲的人都相继跳上了船。马达开动了，船开始离岸。我站在船舱的左侧，一个浪头恶狠狠地打在船舷上，被击得粉碎。我赶紧逃到船尾。
这是一条只有十来米长的小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有个小小的八方形的船舱，船舱里蜷缩着新娘和两个伴娘。我站在船尾，透过小小的舱门可以看见她们的神情恍惚的脸、她们的冻得发紫的小腿。小船开出去不远，她们就干呕起来。
小船朝大海的中心驶去。海浪越来越大，四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