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擅长动员大量人员和利用新技术为战争服务，在蒙古和平年代，他们继续遵循同样的原则，将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应用于定居区的生活和文化。蒙古军队把搜拢的翻译人员、抄写员、医生、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分配给各个家族，他们还以相同份额分配了音乐家、厨师、金匠、杂技演员和画家。当局把知识工人分别立户，连同其他工匠、牲口，和经长途跋涉或海上旅行运来的货物分给各类匠户。
传统帝国将财富积累在单个的都城中。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首都，所有东西的精品都聚集在那里。都城支配着帝国，像罗马或巴比伦这些都城的名字成为整个帝国的名称。蒙古帝国从未有过一个唯一的主要城市，在帝国内，货物和人民经常从一地流向另一地。
1261年，忽必烈汗设立劝农司，以一个最高长官统领，下面还有八名使员，他们要想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其生产效率。除了促进农作物的种植以外，劝农司通常还有责任保护和提升农民的福利。这个倾向于农民的政策，表明政府在其职能上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此前的保守态度来源于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对农民阶级和农业问题历来不够重视。在蒙古占领汉地社会之前，多数农民在所有小地区耕种一样的作物；作物是随大区域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大区域内部都是一样的。蒙古人鼓励农民种植那些与气候、土壤类型和排水方式最相适的作物。这种转变使小地区的作物品种增加，生产率也得以提高。蒙古当局鼓励把中国传统作物如茶叶、水稻，推广到新的地方，尤其是推广到波斯和中东。蒙古人找到更好的生产工具，他们把一种改进后的三角犁从东南亚引入中国。
蒙古人一控制波斯，就马上设立一个机构，去鼓励和改进那里的农业。经过数千年的耕种之后，这个地区的土壤退化，严重影响生产率。蒙古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大量进口种子，并在需要时引进他们最近培植的嫩芽、新枝和整棵树苗，建立农业试验站，以适应中东的气候和土壤。他们带来各种新稻、粟，还有果树和根用植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印度、中国和波斯种植许多柑橘类水果，但是蒙古人不停地移植和混种这些品种，使得每个地区的种类更多了。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附近，蒙古当局建立一个种着八百棵柠檬树的果园，它们是从中东地域进口的。在波斯大不里士，蒙古人培植大片柠檬林和柑橘林，它们是从相反方向进口的，即从中国输入中东。蒙古人移植越来越多的品种，有豌豆、豆子、葡萄、小扁豆、坚果、胡萝卜、萝卜、甜瓜和各种叶类蔬菜，接着他们培育出新的种类和杂交品种。除供给人和牲口的粮食作物之外，蒙古当局一直对用于纺织的棉花和其他作物非常感兴趣，还关注着製成绳、染料、油类、墨水、纸张和药材的各种原材料。
由于纺织贸易有利可图，和它在对外贸易中突出地位，所以蒙古统治者对各种从牲口身上产出的毛织品一直特别感兴趣，还有农牧者製造的丝绸、棉花和其他纤维品。1289年，为扩大棉花的种植，蒙古人设立木棉提举司，并派官员前往新征服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省份。这个机构想方设法在北方小麦区种木棉，改进纺织加工技术。虽然丝绸在中国国内外享有盛名，但是木棉马上被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新纤维作物。一个地区每一次的革新都有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许多变化。新作物需要用新方法去犁耕、种植、灌溉、修枝、系桩、收割、插条、脱粒、磨碾、运输、储藏、酿造、蒸馏和烹饪；全新或略微改变了的技术，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设备，接着又需要新的製造技术。
蒙古人使文化传播更加方便。只进行货物交易是不够的，为使用许多新产品，整个知识系统也必须交流。比如说，麻药并不是有利可图的生意，除非有大量关于它们用法的知识，为达到这个目的，蒙古朝廷将波斯和阿拉伯医生引入中国，同时又把中国医生送往中东。每一种知识都包含着推销商品的可能性。很明显，中国人有着丰富的药理学知识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如针刺——将针插入身体的关键部位，灸术——用火和热作用于类似部位。然而，穆斯林的医生在外科上更富有经验，但基于解剖死刑犯的尸体，中国医生又获得关于人体内部组织器官和循环系统的详细知识。为鼓励医学知识的全面交流，蒙古人任用来自印度和中东的医生，还有中国的治病术士，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培训中心。为学习西医，忽必烈汗专门设立一个部门，并聘用一位基督教学者执教。
蒙古人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所疗养院，它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也是东西医学的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1313年，在蒙古统治下的波斯，拉施特·哀丁出版首部在中国境外刊印的中医学名着，里面包含许多实际上来源于中国的图例说明。事实上，中国的针刺疗法在中东并不流行，因为以穆斯林的价值观念，此种疗法在将针固定在人体上时，会产生过多的身体接触和推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脉诊在中东和印度的穆斯林中很受欢迎，因为在诊断病因和开药治疗前，它只需医师触摸病人的手腕，使用这种新式方法，医生就能在治疗女病人时不会损害她家庭的名誉。
在将全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后仅数年，忽必烈就设立了掌管历法的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