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书店的数目虽多，却有两个共通的缺点。其一是货色缺乏：大抵店
里的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供给学生用的教科书，一是供给旅京商人看的通
俗小说，此外想找一点学问艺术上的名着便很不容易。其二是价钱太贵：一
先令的定价算作银洋七角，一圆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
价较贱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更不必说了。虽然上海伊文思书店的定价并不
比这里为廉，不能单独非难北京的商人，但在我们买书的人总是一件不平而
且颇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
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
(Batohala)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
“叨息尼支(Taush-nitz)板”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
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
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
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
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
令人不快了。我在灯市口西头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一本塞利着的《儿童时代的
研究》，问要多少钱，答说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见书上写着定价美金二元半，
便问他为什么折算得这样的贵，他答得极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票上写
着要卖多少钱，就要卖多少。”又有一回，在灯市口的别一家里，问摩尔敦
着的《世界文学》卖价若干，我明明看见标着照伊文思定价加一的四无一角
三分，他却当面把他用铅笔改作五元的整数。在这些时候我们要同他据理力
争是无效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倘若不是回过头来就走，便只好忍一口气(并
多少损失)买了回来。那一本儿童研究的书因为实在看了喜欢，终于买了，
但是一圆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来的未曾有过的高价
了。我的一个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书店)去买东西(眼镜?)，问他有没
有稍廉的，公司里的伙计说“那边有哩”，便开门指挥他出去。在没有商业
道德的中国，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么也未可知，现在不过举出来当作谈资罢
了。
在现今想同新的学问艺术接触，不得不去看外国文书，但是因为在中国
不容易买到，而且价钱又异常的贵，读书界很受一种障碍，这是自明的事实。
要补救这个缺点，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卖
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
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
值得去做。北京卖外国书的店铺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内，我
全不明了，但是照他们的很贵的卖价看来，都不是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
一目的，那是总可以断言了。我们虽然感谢他能够接济一点救急的口粮，但
是日常的供给，不能不望有别的来源，丰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给我们精神的粮
食。(十二年一月)
□1923年
1月
30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谈虎集》
儿童的书
美国斯喀德(Scudder)在《学校里的儿童文学》一篇文里曾说，“大多
数的儿童经过了小学时期，完全不曾和文学接触。他们学会念书，但没有东
西读。他们不曾知道应该读什么书。”凡被强迫念那书贾所编的教科书的儿
童，大都免不掉这个不幸，但外国究竟要比中国较好，因为他们还有给儿童
的书，中国则一点没有，即使儿童要读也找不到。
据我自己的经验讲来，我幼时念的是“圣贤之书”，却也完全不曾和文
学接触，正和念过一套书店的教科书的人一样。后来因为别的机缘，发见在
那些念过的东西以外还有可看的书，实在是偶然的幸运。因为念那圣贤之书，
到十四岁时才看得懂“白话浅文”，虽然也看《纲鑑易知录》当日课的一部
分，但最喜欢的却是《镜花缘》。此外也当然爱看绣像书，只是绣的太是呆
板了，所以由《三国志演义》的绘图转到《尔雅图》和《诗中画》一类那里
去了。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
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机会好一点的，偶然从文字堆中——
正如在秽土堆中检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
怜的。这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从经验上代答一句，便是故事与画本。
二十余年后的今日，教育文艺比那时发达得多了，但这个要求曾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