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最脆弱。
自1984年进入华尔街，至今我已经在美国投资银行圈做了十几年，分别供职于：罗西尔—高盛—摩根—重回高盛—所罗门—东方汇理—美林，当今世界最着名的投资银行我都干过了。在这一连串世界级投资银行中穿梭往来，两度接受高盛邀请，也许这样的经历会令一些人刮目相看，并把我当做是这个行业的权威。现在回过头来看，跳槽其实是我为年轻付出的代价，在投行里走了一圈。每一家给我的感受都差不多，如果让我再选择，我可能不会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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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篇：刘二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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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总是存在于细节之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市场首次对外开放，中国成了世界资本市场上最肥沃的处女地。外国投资银行家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做中国市场，需要有懂中国国情同时又经过投行科班训练的人，银行家们看中了我符合这样的要求，纷纷向我发出邀请。
我做的第一个关于中国的案子是为中信发行扬基债券，但直到1994年接手庆铃汽车的融资案，我才有了第一个为国企海外融资的案例。庆铃汽车上市的难度较大，因为当时企业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路演，因此需要我亲自担任导演，其中经过了许多场彩排，最后庆铃汽车顺利上市。从1994年庆铃汽车开始，我先后接手众多国企大盘股，其中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南航等，1999年以后我还主持操作了网易和UT斯达康等高科技股在海外上市。1999年底，由于美林的盛情邀请，我转投它的麾下，当时最棘手的案例就是中海油的二次上市。同年早期，中海油欲在纽约和香港两地上市，请了国际投行所罗门美邦做主承销商，开出8.42—9.61港元的招股价。不想国际资本市场风云变幻，高定价受到投资者冷眼，即便所罗门美邦随后宣布降价，但由于前期在市场判断及操作上的失误，终是救不了中海油招股失利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