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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凯丰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去书店作报告。 当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韬奋在八路军办 事处得到样本, “如获至宝”,高兴得不能自持,向范长江等朋友滔滔不绝 讲述该书的内容。7月,韬奋的夫人对他说: “在这里受国民党特务的气, 环境不好,文章不能好好写,话又不能痛痛快快地讲,还不如到延安去。” 韬奋说: “延安当然比这里好,但是我的岗位在这里。我虽然不能用枪桿, 可是我能用笔桿,正因为这里的环境恶劣,就要求我用这一枝笔与敌人更坚 决地战斗。将来有机会,延安我们总是要去的。”12月,根据周恩来同志指 示,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成立 “联合出版部”,并联合派柳湜、李文 等人去延安和太行区等地创办华北书店。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製造了皖南事变;同 时进一步摧残进步文化事业,迫害民主人士。他们把生活书店50多处分店(除 重庆外)或直接查封或下令停业,并诬陷韬奋企图组织暴动。韬奋对国民党 政府的这种法西斯暴行提出强烈抗议。 2月间,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文化界的进步力量, 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 文化界人士转去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韬奋一 面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行,一面作了应变准备,开始有计划地疏 散书店工作人员,把出版发行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去。生活书店领导中心已 移到香港。他自己也决定辞去 “国民参政员”职务,秘密离开重庆去香港。 出发前约两周,他和夫人还专程去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2 月25日4点钟,韬奋动身去南岸汽车站,沈钧儒与沈粹缜送行。韬奋化装为 重庆某汽车公司的商人,乘坐的是福建省政府长途汽车,与胡绳同行。在旅 途中,韬奋有两次 “受到了严格的盘问”。3月初,韬奋辗转到达香港。 当时战火尚未波及香港,从而为邹韬奋等人宣传抗日主张提供了一个较 安定的环境。5月17日,在廖承志的大力协助下,由邹韬奋主编的在民众中 影响巨大的 《大众生活》周刊復刊,编委有茅盾、夏衍、金仲华、乔冠华、 胡绳、千家驹等着名文化精英。几天后,邹韬奋、茅盾、金仲华等9人,针 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製造的“皖南事变”,在《大众生活》上联合发表了《我 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的长篇社论,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国内压制 和迫害抗日进步力量的阴谋,驳斥攻击、诬衊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谬论。 日军于12月18日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通道,实行宵禁,并四处 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到处张贴布告,限令 “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行政部” 报到。在港早已公开暴露身分的邹韬奋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被通缉,处境 十分危险。 《大众生活》被迫再度停刊。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 记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 价,把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着名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转移到大后 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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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赴解放区 以廖承志等为首的中共华南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邹韬 奋、茅盾、胡绳、戈宝权等人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支队派员护送,从 香港秘密转移到游击总队司令部驻地——宝安县白石壠村。从香港到白石壠 相距百余里,沿途既有日军关卡,又有士匪出没,营救任务十分艰巨。第一 道难关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为了保证途中安全,游击总部特地选派了几名 机智能干又熟悉情况的交通员。参加营救工作的交通员到港后,很快与邹韬 奋等人联繫上了,并帮助他们化装成客商、海员、医生、太太、工人、小贩, 以避开敌特耳目,摆脱监视跟踪。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邹韬奋等人于 1月13日安全到达了东江游击区的前哨基地——白石壠。 邹韬奋先是住在白石壠游击队队部,后遵照游击队总部决定转移到龙华 的阳台山。此时他的夫人和子女也从香港来到此地与韬奋团聚。在阳台山, 邹韬奋还热情地参加了游击队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与戈宝权、沈志远等人, 经常为游击队写传单、标语,给战士上文化课,讲故事,促膝交谈。邹韬奋 出于一个职业记者、出版家的本能,非常关心游击队机关报 《新百姓报》和 《团结报》的编辑工作。每当空閒时,总爱到简陋编辑部,认真翻阅报纸。 3月间,中共中央南方局来电,说国民党当局秘密下令通缉韬奋,指令 敌特机关发现时 “就地惩办”。韬奋夫人和孩子们先离开东江前往桂林,韬 奋本人则继续留在东江生活了一段时间。 4月初,党组织决定将邹韬奋等人转到龙川老隆。临别时,为表达对白 石壠游击总队指战员的感激之情,邹韬奋特题写了一幅 “保卫祖国,为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