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一个百人使团，其中有善射的胡人甘文做贴身随从，开始一次凶险莫测的西行。历史上称这次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西行，叫作“凿空之行”。
然而，张骞真的遇到不幸。虽然他的使团在通过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时，非常小心翼翼，但还是被发现而遭到俘获。
他的使团绝大多数人都下落不明。只知道他在长达十余年囚禁中，娶了胡女为妻，生了孩子，却不曾忘却身上的使命。一次寻机逃出来，依然西行去寻找大月氏。一路横穿西域，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宛(今乌兹别克境内)，终于在大夏国(今阿姆河一带)找到了大月氏人。然而他长期被囚，不知大月氏通过战争已经使大夏臣服。而且这一带土沃草丰，气候宜人，大月氏人再也无心东返，去与昔日的仇敌一拼死活。张骞在归国途中，又被机警的匈奴人捉住。等到他再次逃出，带着妻儿与随从甘文回到长安，已经是失却了十三年漫长的生命岁月。
着名的张骞出使西域，是前后两次。两次使命内容相同，都为了打击匈奴;不同的是，第二次是要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结成联盟。
(字幕：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间为公元前119年—公元前115年)
张骞到达乌孙国，却赶上乌孙人发生内讧，这一次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他却利用这个机会，与西域和中亚诸国，广结友好，并建立了官方互通使节的关係。张骞为人精力旺盛，宽容大度，信任他人，故此所到之处，都受到喜爱与欢迎。他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邦交最富才华与魅力的外交家之一。
(莫高窟第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
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目的，却获得最好的结果。没有人比张骞更善于利用这两次机会。
汉王朝与西域的通好，不仅孤立了匈奴，而且建立了汉王朝与域外广泛的经济文化的联繫。张骞的西行，还获得了西域与中亚的社会、经济、风物、地理与交通的大量信息，为汉王朝对外交流贡献巨大，也对汉武帝开发大西北起到重大作用。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
(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
汉武帝还在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敦煌，通往西域的南北两道的道口上，分设了阳关和玉门关。
(阳关和玉门关的景象)
中国通住西方世界的蓝图被规划出来了，河西走廊和敦煌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性被分外鲜明地强调出来了，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顿时成为中古时代最耀眼的“国际都会”。
大量的中国物品由此涌出。
(丝绸、铁器、玉器、漆器、青铜器等)
大量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物品由此涌入。
(蔬果、香料、织物、宝石、颜料、玻璃、动物、乐器、音乐、舞蹈、杂技、美术等)
往来的商旅与使团中，夹杂着佛教徒，无形之中又把公元前5世纪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播进来。
佛教大约自公元1世纪初传入中国。它一方面是经过西域的一些小国，一步一步传进来;另一方面则是由佛教徒们一下子带进内地和京都。
战乱与自危往往是佛教迅速衍传的大背景。现实的苦难愈多，心灵的渴望就愈强。佛教便成了魏晋以来多乱的中原和大西北的人们亟需的心灵抚慰了。
佛国在西边，这就增加了西方的魅力，佛在天上，所以在中国佛教中把西方多称作西天，西天还是乐土。死了也要用“接引”的方式引渡到西方去。
西天似乎还可以提供对大千世界与生命本体之谜的真谛。但是，最初翻译给中国人看的佛典却是似是而非的。
最早的译者，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丝绸之路上中介地区的大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和于阗人。他们对汉语与梵语都是一知半解。哪怕是那两位专事翻译佛典的大师—来自安息的安世高和大月氏的支娄迦谶，所采用的翻译方式也是由一个人口述，一个人笔录，毫不精确，致使佛典的含义大大打了折扣。
中原高僧朱士行在洛阳为僧侣讲述大乘典籍《道行般若经》时，发现这个由天竺沙门竺佛朔口译的版本错误百出，佛经深刻的内涵完全没有翻译出来。于是他下决心要正本清源，到西域去求真经，哪怕毁身丧命，也要取来原本。
公元260年，朱士行率领众徒，由雍州启程，穿过漫长的河西走廊，经敦煌进入沙漠，靠着一双脚摸索着那条艰辛、陌生又荒凉的丝绸南道，最终到达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古城于阗。
朱士行在于阗苦学佉卢文和于阗文，以便准确把握和深入研究此地广为流传的这两种文字的佛典译本，同时大量收集佛教典籍，并不断让他的弟子送回洛阳。
可靠的佛教真传便直抵中原。在佛教东传的历史中，中国人由被动地接受“送”，到主动地去“取”，这便进入了交流的深层，朱士行的西行显示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积极态度，他是中原第一位西行求学的学者。
然而，他一去就是三十余年，从未归返。年至八十高龄，最后死在遥远的于阗。他所付出的一切令后世推崇和敬仰不已。
紧随他的脚步，西行更远，行为更震撼人心的是西晋的高僧法显。
佛教的兴盛与社会的动盪成正比。灾难性的“八王之乱”与“五胡乱中原”是晋代佛教大兴的直接根由。西晋时代，单是洛阳的佛教庙宇就有43座，东晋时更是加倍发展。但是，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