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旧风。敦煌的文化艺术传统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西夏莫高窟和榆林窟内景。贺兰宏佛塔藏绢本佛画《玄武大帝图》、《护法力士图》、一百零八塔出土中原风格的彩绘天官像)
西夏时代的莫高窟里，明显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却是来自藏族。
自吐蕃时代以来，藏族文化对敦煌的影响不断加强。藏传佛教也是多民族的敦煌的精神需求。西夏君主李元昊精通藏文，便从西藏迎来葛举派密教。焕然一新的藏密图像在敦煌石窟中一个个亮相了。这些或是清劲俊美、妖媚动人的菩萨，或是“以恶制恶”、怪异狞狰的愤怒明王的形象，都给敦煌艺术带来新的激情。
(拜寺口西塔天宫藏绢本《乐金刚图》、木雕《乐金刚像》。宏佛塔藏绢本《喜金刚像》。东千佛洞第2窟观音菩萨像、供养伎乐图、站立菩萨像等)
敦煌文化的性格是，始终对外来文化保持一种好奇与兴奋，用外来的文化激素，不断创造自己，使自己永远充满诱惑。这也是一切生命的本质和存在方式。
不论来自哪一方—中原也好，西藏也好，欧亚也好，北方哪个民族也好，只要一个崭新的因子投入，必然激发出一片鲜活的风景。
在西夏时代，来自中原的艺术活力，仍然源源不断注入敦煌石窟。尤其是榆林窟。可能在西夏时代由中原传来一些一流的粉本，或者干脆是来了几位中原画师，带来了中原的技法与中原的水准。宋代是中原绘画的全盛期。如今在这里看到的线描技术与造型能力在宋代画坛也堪称上品。
(榆林石窟第29窟、东千佛洞第2窟、莫高窟第97窟等)
尤其榆林三窟在风格上接近道教寺观壁画的两铺—《文殊变》和《普贤变》。天界诸神，无论结构还是用笔，都是老到精熟，美妙绝伦。衣纹线条，与武宗元如出一辙。从背景的山海树石中，可以明显看到许道宁、燕文贵、郭熙、马远等人的影子。这样的水墨画法，在敦煌石窟中可谓史无前例。画幅巨大，形象精緻，下笔明快剀利，毫不犹疑。纵横捭阖，随心所欲。庄重不阿，疏朗浩大。以壮美的山河代替浩渺的云天，显然神佛已经下临人间，这也是宋代以来，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