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他们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这个中国人能理解他们，也愿理解他们。
日本和美国的关係，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係——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的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乎“义父”的“监护人”角色。
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但是矛盾而不复杂，仅仅矛盾面已。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因为目前仍在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菌庇，不得不依然的傍靠三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何尝不想像美国佬似的，在世界舞台上过把颐指气使，动辄制裁这个制裁那个的“国际江湖”霸主的瘾？一方面，对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监护”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对自己遭受过的原于灾难耿耿于怀。
将一个国比一个人，那类乎杀父之仇类乎奸母之仇！日本有对美国进行报復的企图吗？有也没有。有也自有。根本实现不了。起码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方面付诸实现。日本真的对美国汲有进行过报復吗？日本汽车衝击美国市场，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之际，日本人心中的快感是可以想像的。
我是一个渺小的小说家，历来以职业的文学的眼光看社会和时代。
我是中国人，又是作家，正处这一时代，观而思之，极想留下一点儿力所能及的记载，为后人研究这一时代，提供哪怕百分之几的参考。
渐渐习惯了一隻眼以小说家的文学的目光看世事，另一隻眼寻觅点儿社会学心理学的感觉。我觉得许多世事，这样看，比以纯粹小说家的文学的目光看，视野更广些，视力更深远些，似乎也更明透些。
作家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实在没必要理解为被要求，被强加，变为主观能动真的那么有害，那么不好吗？中国作家尤其在思想方面，受压抑的历史实在太久了，于是思想的能动性渐渐萎缩了，丧失了。我主张自己恢復这种能力。我自己不是很得意于这些“东西”。
偏颇是相对于公允而盲的。但公允绝不等于中庸。我的偏颇，有时几乎是对中庸的故意的反动。
但是也不可一味地对中庸反动。偏颇到离公允极远的地步，也是和圆滑的中庸一样可鄙的。
过得去的物质生活，自由表达的独立意识。
中国一切现今的所谓“富豪”，十几年前皆寻常人。机遇加精明，是他们成功的条件。我书中由他们的成功重复了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看我的书，谁也不会从中看出对他的攻击。只不过文字不那么崇拜。他得允许我不崇拜他。
但是，在他那儿，看出了不以为然。（就算是不以为然，也得允许不以为然吧？）我是欢迎一切人对我本人的言行、创作及头脑进行批评的。有人对你的头脑予以特别的关注，那等于是抬举。批评只要稍有几分道理，我都是引以为省、引以为戒的。哪怕毫无道理，但只要影响不超出我自身创作和品性的是是非非，我一般也是不在意的。但若误导泛播，谬种流传，我也就不得不澄清之，驳斥之了。
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那么谁都是一个社会人。一个社会人，不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它包括——保障一种相对体面的物质生活的收人，选择能发挥自己某项专长或才智的职业的充分自由，参与公平竞争的激情和衝动，便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环境……
我，梁晓声，中国当代作家，现庄严声明——我就是要站在“特权”的对立面上，旗帜鲜明地、立场坚定地、毫不动摇地、义无反顾地反对“特权”现象！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
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自卑自强，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我们，臭苦力！”一类盲目自尊，祟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轻巧饭的！”隐含着一种藐视。
人的回忆，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焦距”的，好像照片随着时间改变颜色一样。
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硬的黑髮已经快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鬍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式”，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鬍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的风愿的残影……
生活，到底是很厉害的。
动摇过的事物，要恢復其原先的稳固性，需要比原先更稳固的基础。信仰不像小孩子玩积木，推倒一百次，还可以重搭一百次。信仰的恢復需要比原先更深刻的思想观和认识观。这比绘钟錶上弦的时间长得多。
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无法欺骗自己。
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人，如同水成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