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两淮盐商为博皇帝欢心，竟在江南种植梅花万株，以供观赏。干隆游览大虹园时，认为一处景观与北海中的琼岛春阴非常相似，只是遗憾没有塔。大盐商江春得此消息，立即召集工人在一夜之间建造了一座与北海中同样的塔。这些“忠心之举”自然也有回报，干隆就曾诏令“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俾得永远沾受实惠”。还给各盐商在本身职衔的基础上又多加了顶戴一顶，以示嘉奖。自此，盐商自耀富有，官员互竞豪华之风愈演愈烈，所耗钱财无数。干隆曾指出苏杭二府有浮华之风，但他的首次南巡仅国库耗银就达５６８３００两，再加上地方捐助摊派，其数远大于此。后来的五次南巡又一次更胜一次，助长了奢靡之风。各地官员也借迎驾之机，勒索百姓，加重了人民负担。
为享受众人拥戴之情，干隆允许百姓沿途观瞻，并规定，官员对此不得禁止。他每到一处，官员都要穿戴整齐前来接驾，百姓则在道路两旁焚香跪拜。干隆听到百姓山呼万岁，就会龙颜大悦，然后下令减免这个地方的赋税，并赏赐官员“凡有罚俸降级之案，俱准其开復。无此等参罚案件者，各加一级”。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各地官员更是积极为皇帝到来营造太平盛世的表象。
当然，干隆南巡也并非一味游玩，他同康熙帝一样，在各地都不忘批阅奏章，处理国家大事。在山东，他曾连续减免地方赋税，赈济灾民。为体现对人才的重视，他还宣布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增加进士名额。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也表现出仁爱之心，对其嘘寒问暖，多加赏赐，这些做法都很好地笼络了人心。
历次巡游中，干隆一直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修筑。他曾说过“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江湖要工，所关尤锯”。在修筑浙江沿海塘堤时，有人说要筑石塘，有人说应筑柴塘，干隆亲自视察后发现，筑石塘会毁掉很多百姓的田地，就下令筑海塘，但每年都要装石块保证稳固。
干隆南巡时采取的各项措施，客观上起到了笼络人心、亲近百姓的作用，但是他南巡期间的费用是康熙时候的十倍还多，虽展示了盛世之繁华，但也给清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除去南巡耗费，干隆时期的宫廷生活也挥霍成风。孝圣太后六十大寿时，干隆为她举办了浩大的庆寿大典，“以展臣子祝嘏之诚”“仰承圣母欢心”。整个祝寿过程从准备到结束持续近一年，此时民间由于连年水患，已经发生灾荒。但为给皇太后祝寿，各地还要增加摊派，官吏更是进一步受贿勒索，人民负担日益沉重。
当帝王爱上小桥流水，民间会不堪重负；当奢侈浮华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整个王朝都会倾覆。干隆后期，盛世背后的阴影开始逐渐显露。
荒芜之地托起的盛世
中国明清时期有晋、徽、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类似于现在的企业集团。十大商帮中以晋商和徽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这两大商帮跨明清两朝，纵横商界五百余年，直到清末民初。
努尔哈赤时期，清朝崛起，战争中的军需民用多由晋商供给，清入关以后，晋商中以范姓为代表的八家遂成为皇商，在蒙古商道自在穿行。蒙古商道上的各种贸易也都由晋商经营。晋商中富户的收入，竟足以为请朝廷支援军款，可见其实力雄厚。干隆以后的嘉庆和道光时期，晋商开始发展票号、有利润的放贷。到咸丰时期，国家危难，晋商还曾代理省库、国库，在接济官府的同时赚取了大量财富。
徽商则以盐业为主，经营范围包括四川到江南的大部，与晋商形成南北对应格局。除盐业外，徽商的另一着名行业是典当，同样是操弄资金的金融业务。许倬云先生说“两大商帮的发展史，反映中国清代中叶蓬勃的经济。他们在清末的衰败，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两大商帮从明朝到清朝中期的兴旺，与当时的国家实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康干盛世”时期，统治者放鬆了对商业与手工业的限制，实施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社会各阶层的购买力都有所增长，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康熙时期，台湾统一。康熙帝遂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商人出海贸易，并开放广州、漳州、宁波海关，与外国通商。这一措施扩大了商人的贸易范围，晋商的商路踪迹就发展到了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与此同时，康熙时期还放鬆了对手工业发展的限制，扩大织户规模，允许民间采铜铁矿，允许私营炼铜煮盐等工业。这对于以经营盐业为主，兼营茶、粮、棉、布、丝绸等业务的晋商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
在封建社会，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力量，康熙帝对农民也非常照顾。从康熙二十四年开始普免百姓上交的赋税钱粮。先是在直隶、河南、湖北、江南、四川、山东、贵州、福建等９省轮免一周，然后在全国大规模免税。康熙时期全国共有２０余省区获此权利，免税总数达１．４亿两白银。这种政策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对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治理官吏对农民加派，康熙也想了很多办法。他最初沿袭了顺治时期提前向百姓明示纳税通知单的办法，通知单上明确地列出了该交税的款额，以免官吏私派。但后来，官吏又向农民加派通知单的印费。为避免这一弊端，康熙二十七年，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