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优礼汉官的政策深深影响了他后代的皇帝。清朝入关后，为了收买读书人的心，清朝采纳了洪承畴等汉人官僚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加强满汉联繫。给崇祯发丧，保留汉人的文化传统，开科取士，确立孔子为文圣人，关羽为武圣人等。
到了康熙，他更加重视汉族知识分子和汉族文化。
康熙本身具有三种血统，父亲是满人，母亲是汉人，祖母是蒙古人，同时他又受三种文化的影响。阎崇年在《清十二帝疑案·康熙》中说，康熙文化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影响，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影响。康熙的学习从五岁开始，虚岁五岁，周岁才四岁，到了上书房学习，就是到学校学习，每天早上入学，晚上很晚才回来，无论是严寒酷暑，没有一天中断。他自己说，早晚读书年无间日，累得咳血、吐血了，仍然坚持学习。他说每日老师给指定这一段要念１２０遍，然后要背诵１２０遍，之后再画一段新的继续背，就这样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完全背下来。所以后来康熙对四书随便指出哪一段，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康熙对儒家文化有如此高的造诣，他自然懂得要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要弘扬儒家文化，重用汉族文人。
随着清朝的政权逐渐稳固，清政府采取了尊儒重文、挟以武力的文化政策。他们诏封孔子后代并予以官职，恢復科举，诏令举荐“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之士，进一步笼络汉族文人。两开博学鸿词科，对一些硕学鸿儒给予特殊礼遇，比如黄宗羲，虽然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但是清廷仍予礼尊。
同时，清政府又采取许多方式给文人以荣华富贵，稳定人心。通过开史馆和修《四库全书》，既罗致了天下文人，又加强了意识形态权威和思想控制，让这些学者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于是文人也就大多接受这种恩宠了，专心做自己的学术，而不再问及世事。清代学术也由经世致用引向考据，沉潜经史，徒发思古之幽情，甚至发展到为考据而考据。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已经为清政府提供了现成的统治工具，那就是程朱理学。清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为此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就曾被人们称为“理学天子”，干隆时期更是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同时清廷还采取了一系列表彰程朱、强化理学的方针政策，因为理学所灌输的伦理纲常正是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
在清政府的高压和怀柔政策下，抗清知识分子由悲愤走向避世，他们有的隐身山林，杜门谢客；有的遁入佛门，有的选择了闭门着述，“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如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
历史总是容易让人忘记，随着老一代遗民隐士的谢世，文人们渐渐忘却或从来就不知道上辈所经历的亡国之痛，他们在清朝两手文化政策的作用下逐渐开始认同清朝的文化。
清朝采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措施就是八股取士。柏杨先生说，“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为了保证汉人能积极参与国家的管理，清朝规定：旗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把名额全留给汉人。中央六部的堂官（尚书和侍郎）一律按一满一汉的名额设置，上书房大臣和后来的军机大臣也基本保持满汉平衡。这对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汉族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釜底抽薪的策略。
元朝也采用了科举制度，当时元朝统治者也认识到，采取科举制度是有效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元朝终究没有把这项政策落实到位。而这也成为元朝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自古农业立国，那些家中略有盈余的人多以当官为出路，图个封荫，好光宗耀祖。读书，应试，入仕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金庸所在的家族，浙江海宁查家，在清朝时号称“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就表明家庭中有人中过状元、榜眼、探花或者传胪、朝元。这在当地足够荣耀了。戴均衡记叙咸丰同治间民风士习中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胶痒，乡里得而贱之。”可见当时科举风气之盛。
在科举盛行的年代，有过许多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干隆三十五年庚寅科乡试，当时年龄最小的是两名顺天生员，一个１１岁，一个１３岁。年龄最大的，一个是江西生员李伟，９９岁，一个是广东生员张次叔，９４岁。干隆四年，广州科举考场上，一位叫梁自适的番禺人到了１００岁还上考场。干隆皇帝闻报后，下旨要地方官对这位全国最老的科举考生“格外加恩”，后来又颁旨称讚其“耄年好学”，特赐举人以示褒奖，赏银３０两。
可见，当时的汉族读书人忙于在科举考场上拼搏，不仅已经完全没有“反清復明”的意识，相反，已经是完全进入清朝“彀中”了。再后来，清朝将亡的时候，作为清朝遗老遗少的汉族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清初那种恢復汉统的意识，而是权力维护满清朝统治，汉族的文人已经完全被清朝驯服了。